点评
“人不会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常常是假托别人才能老老实实地谈自己。因为，再没有什么能比作品更好地说明作者了。”
写在前面
因为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
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
-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〇、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没有一丝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忽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此后，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为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指明了方向。
- 父亲退伍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全完备，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棒球。
- 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 我在森村小学上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陪我来上学的家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作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 上课的老师常常望着我这边，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望着我嘿嘿窃笑，心里便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正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泛焦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精心设计的翻领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 我家那个“酥糖”啊，叫人太为难。他从早直到晚，两眼泪不干。
- 一年之间有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似的，我开始迅速成长。
-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
- 可有一点，他绝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骂我，过往行人绝对听不到，只有我才能勉强听见。
- 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在我下课后受到欺负时，一定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
- 有哥哥给我撑腰，我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前去问他：“什么事？”他只说：“什么事也没有！”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 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会买个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怕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水。
- 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见不着。
- 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校长的石头脑瓜发生了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职了，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
-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描述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 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临摹，最像范本的得最高分数。
-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上了画画。我什么都画，而且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小学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 这样，他把这个教室里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引导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道。
- 在大正年代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里，我能碰上崇尚自由、以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 人有这种秉性：对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了嘛。”
- 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 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并把光圈缩到最小，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 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之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不知不觉中，我便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
- 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定会认真干。”然后就像班里同学一样称呼我，说，“小黑，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我万分激动地看着立川老师。他说：“好！就这样定啦！”他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刻告诉植草的妈妈，她一定会很高兴。”这时，我简直觉得老师的身上出现了一轮光环。
- 老师为了使植草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把他移栽到了副班长这个盆里，而且放在向阳之处。
- 从业已出嫁的姐姐起，按年龄为序分别是：茂代、春代、种代、百代。
- 我还时不时把这拿手戏表演给朋友和摄制组的人看，他们无不吃惊。
- 小姐姐在三个姐姐中最漂亮，柔媚得过了头。她身上有种像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殒、令人哀怜的美。哥哥受重伤时，哭着说自己情愿替他死的就是她。
- 尽管父母亲和姐姐们怒目而视，但这笑就是止不住。哥哥把我带到殿外。
- 我这位姐姐只活了十六岁。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然而却记得清清楚楚，她的法号是：桃林贞光信女。
- 大正年代的小学，五年级就上剑道课，而且列为主课。一周两个小时，先用竹刀，从学习姿势开始，再练习左右交叉砍对方面具的招数。过不了多久，就戴上学校那有一股汗臭味的用旧了的剑道用具，练习五分钟胜三刀。
- 有一次，我用竹刀朝剑客的上半身砍去，大喊着：“砍你的脸！”冲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蹬了空，两脚噼里啪啦地乱蹬，总也够不着地。原来，落合孙三郎用一只粗壮的胳膊把我举过了肩，我大吃一惊，对这位剑客更加诚挚地尊敬了。我很快就向父亲提出要求，请他准许我拜落合为师，到他的道场习武。
- 专心致志学习剑道我非常赞成，但是也要学习书法。还有，早晨去落合道场练武后回来时，务必到八幡神社参拜。”
- 参拜神社一事我本打算马虎过去，父亲却把这事看成很重要并且应该留下纪念的活动。他交给我一个小日记本，让我每天早晨请神官在上面盖上神社的印。这样一来，我就马虎不得了。
- 本来是难以做到的事，可自己提出要做，所以毫无办法。
- 即使冬天，父亲也不许我穿袜子。因此每到冬天，手和脚就生冻疮。皲裂使我叫苦不迭。
- 母亲为我做的一切，也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
- 我认为父母都和外表相反，实际上父亲感伤情调较浓，而母亲则很现实。
- 那时我看到，母亲很快就回去了，而父亲却久久伫立门旁，直到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到他只有影影绰绰一点点大小的时候，他仍站在那里望着我，久久不回。
- 我这个每天去落合道场的人，居然完全以少年剑士自居了。 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也合乎常情。原因大概是我读了立川文库中许多关于剑侠的故事，比如塚原卜传、荒木又右卫门以及其他剑侠等。
- 我在落合道场习武时的形象，只要把藤田进扮演的姿三四郎的高度缩小三分之一，宽度缩小二分之一，在用带子束紧的剑道服上再插一把竹刀，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
- 早晨东方未明时，我就穿着木屐吧嗒吧嗒走在依然亮着路灯的江户川岸旁的大道上了。走过小樱桥就是石切桥，过了石切桥再过电车道，快到服部桥的时候，首班电车才迎面开来，驶过江户川桥。
- 道场的晨课是这样开始的：首先，老师落合孙三郎和门下弟子全体面向点上灯的神龛端然跪坐，运力在脐下丹田，排除杂念。
- 冬季为了抵抗寒冷，肚子也得运足力气。脱光衣服之后只穿单薄的剑道服，冻得上牙打下牙。虽说排除杂念，其实天气如此寒冷，哪里还顾得上有什么杂念。静坐结束之后，就练习左右开弓的劈刺。寒冬腊月为了使身体尽快地暖和，天暖了又得驱赶睡魔，所以必须始终全神贯注。
- 若是晴天，我到达神社时，银杏树上便会洒满晨晖。
- 然而每当这时，我却不能不想到，普通孩子的一天是从此刻才开始的，而我…… 这种念头并非出于不满，而是来自充满自我满足感的好心情。
- 但是，自立川老师走后，我总觉得这个学校的课程不能令人满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认为上这样的课简直是受罪。
- “小黑！这家伙讲得太没道理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不理他！”植草反复地说这几句话，一直陪我走到家。 我觉得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被毒刺蜇到。 跟
- 有一轴是古老的寒山寺碑刻拓片，好几处大概是由于碑石残缺而呈空白。 父亲在空白处填上字，教给我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十分流利地背诵它，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
- 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
- 这位老师的字我实在不感兴趣。他的字，说好听点是端正严肃，说不好听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就像印刷用的活字一
- 学生认为自己哪个字写得好就拿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看
- 后来我进了电影界，一位前辈曾这样说：“黑泽的字啊，不是字，那是画。”
- 他说，在黑田小学前面的坡道——服部坂那里，我曾对他说：“你是紫式部，我是清少纳言。”
- 无论如何，把自己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相比，实在是不知深浅，荒唐之至。但是冒出如此幼稚的想法，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植草爱把作文写成有故事情节的，而且相当长，我则只写短短的感想。
- 他们一声不吭地用石子砸我。这样不声不响暗下手，看来决心很大。
- 这些人虽用手里的家什挡住了我的竹刀，但也只是蹿上来又退回去。我很容易打着他们的脸、前胸和手。我还记得“刺”这一招太危险所以没有使出来。总之，我学到的武功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 不一会儿，他们纷纷往鱼铺跑去。我刚要追过去，鱼铺掌柜拿着扁担冲了出来。这时，我把大打出手时脱下的粗齿木屐捡起来，就一溜烟逃跑了。
- 写到丢失剑道服和有关粗齿木屐的事，我忽然想起，我曾下意识地把这一段记忆用在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处理粗齿木屐的情节里。由此可见，这就是一个创造来源于记忆的很好的例子。
- 刚想夸他是个出色的勇士，可转眼之间他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累赘。
- 我站在植草身旁俯视着他，仔细思索送他回家时怎么说才合适。
- 据植草说，那时他非常勇敢，对这位父亲理直气壮地倾诉了他对那姑娘的爱情是多么纯洁，还居然把他对那姑娘的爱硬比作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爱，反复表白。
-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以紫式部自居的植草，写出了长篇作文，而他称为清少纳言的我却成了剑道组的头儿
第二章 大正的声音
我的小学时代正是大正初期，明治余韵仍然不绝如缕。
后来我曾经对副导演们说，这才是分镜头剧本的典型，你们要好好从这歌词中汲取营养
他们不知道，浪费时间和金钱，人人都会，但有效地使用它，却需要才华与奋斗。若自己不思进取，即使别人死了空出位子，也没有填补这一空缺的能力。
一切都是自然的声音，其中有许多是现在根本无从听到的
这些业已消失的声音，都长存于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这些声音全都和季节有关，有的属于寒冷季节，有的属于温暖季节，有的属于炎暑，有的属于凉秋。它们也和多种多样的感情相连，有的欢快，有的凄凉，有的哀怨，有的恐怖。
想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从前卖蚬子的孩子还要可悲。
剖腹自尽的人死前吃的饭菜的摆法似乎极其特别，其中鱼的摆法就与日常生活中不同。
据说，给客人吃的鱼，鱼头朝左，鱼腹朝着客人。给剖腹者上的鱼，大概是鱼头朝右，鱼背朝着本人。或许那是因为，如果让剖腹者看到剖开的鱼腹，未免太残酷了。
我孩提时代也因为吃饭不合规矩屡遭父亲训斥。拿筷子不合规矩，父亲就倒拿着筷子，用筷子头狠狠地打我的手。
我记得他那发自丹田的叫卖声，会立刻把听众带进寒凝大地的隆冬深夜。
偏巧，这位道场主人又被汽车撞了。那时汽车本来是罕见之物，可他却让这罕见之物撞伤，这简直就像宫本武藏挨了马踢一样可笑。因此，我对千叶周作这位孙子的尊敬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人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不免是井底之蛙，总是管中窥豹。
我嘲笑被汽车撞伤的剑客，自己却被撞到墙上。由此我深深感到，自己是多么浅薄和无知。
我这些长处与短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故。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属于文科系统。
对一个人，如果老是说他“笨哪笨哪”，他就会越发失掉自信，越来越笨；如果是“巧啊巧啊”地称赞他，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巧。
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从这时起，我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就是走文学或者美术的道路。但是，这两条道路的分岔口，对我来说还遥远得很。
开头照例是校长训词，祝福和训勉毕业生前途无量、好自为之等一派陈词滥调。然后是徒具形式、泛泛而论的来宾代表致辞，以及毕业生代表的答辞。
哥哥写的那份答辞，内容辛辣无比。它痛骂了积习难改的小学教育，嘲笑了奉行这种恶习的教师们，说我们这些摆脱了他们种种羁绊的毕业生，过去像做了一场噩梦，今后就可以自由地做有趣的梦了，诸如此类。这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
我读了，痛快之至。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念这份答辞的勇气。 现在想起来，如果念了它，校长、全体教师以及全体来宾准会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落幕时那种状态一模一样。
哥哥从父亲这句话自然了解到我是怎样做的，所以向我微微一笑。我害臊了。我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黑田小学时期，我美好的回忆只有那藤萝花和立川老师、植草圭之助。
那时御茶水的风景，正像京华校歌里的“唯我茗溪……”那样。夸张一点说，可和中国的名胜媲美。
我的腕力弱，吊在杠子上无力把身体提起来，这是事实，不会俯卧撑也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运动神经就是零。
对于不十分重视腕力的体育项目，我可是相当拿手。我的剑道已达到了一级水平。棒球方面，我当投球手能投出让接球手害怕的球；我当游击手，处理地滚球之妙众所周知。而游泳，日本的水府派和观海派我都学过，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外国的自由泳，尽管速度不快，可是按我这个年纪来说，游起来还不算吃力。打高尔夫，我轻击球的确差劲，但也并非不可救药。
不过在同班同学眼里，我的运动神经等于零，这也难怪，因为京华中学的体操项目是由退伍军人担任指导教官，他们只重视腕力。
他们惊魂未定是理所当然的。我都不能不为自己干的这桩事心跳不已。
我用省下的电车费买了大量的书，满足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旺盛读书欲。
只是听树林中树叶的声音就知道季节……
墙在关东大地震中倒塌了，如今已荡然无存
这一天，对于上中学二年级的我来说，是个心情沉重的日子
我不能不去想，假如我去时丸善书店刚好开门，结果究竟会怎样。即使为姐姐寻找西文书籍花不了两个小时，即使还不致压死在丸善书店里，但是被烧光整个东京中心区的大火包围，结果如何也很难想象。
它吼了整整一夜，十分讨厌。我被它吼得一夜没睡好，看见它就来气，才用小石子砸它。
人是可笑的，过分受惊时，头脑的一部分会脱离现实，想入非非，看起来显得十分沉着。
我家大门顶上的瓦掉了一半，但是没有东倒西歪。然而从门楼到门厅的甬路石全被两厢屋顶的瓦埋了起来，门厅的格子栏杆全倒了。啊，都死了！这时，我心里竟然不是为此悲哀，而是有种莫名其妙的达观，站在院子里望着这片瓦砾堆。
对我来说，关东大地震是一次可怕的事件，但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它告诉我自然界拥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同时也使我了解了异乎寻常的人心。
我抓住江户川护岸上的小樱花树，瑟瑟发抖地望着这番光景，颇有世界末日到来之感。这一天我究竟是怎样过的，此刻已毫无记忆。
我只记得地面不停地摇晃，不一会儿，东方的天空一片通红，仿佛原子弹爆炸后出现的蘑菇云一般，大火翻卷着奔涌的浓烟扶摇直上，遮蔽了半个天空。当晚，免于火灾的山手一带因停电漆黑一片，却被平民区的火灾烈焰照得如同白昼。
可怕的，是被恐怖控制的人做出的脱离常轨之举。
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对人类来说何谓真正的黑暗，这黑暗又是多么可怕。这恐怖夺走了人的正气。 无论朝哪里望，什么都看不见，这是最使人感到孤立无援的地方。它使人内心深处产生了惊慌和不安，也使人处于名副其实的疑心生暗鬼状态。
父亲仅仅因为留着长胡子，就被一群手拿棍棒的汉子当作朝鲜人给团团围住。
我看着这些净说胡话的人，不能不对人的这种种行为有所思考了。
我不想看，为什么非让我看不可呢？我不明白哥哥是何居心，十分痛苦。特别是站在已被染红的隅田川岸上，望着那些渐渐漂上岸边的成堆的尸体，我浑身无力，简直马上就要跌倒。哥哥无数次揪住前襟提着我，让我站稳，“好好看看哪，小明！”我毫无办法，只好咬着牙去看。
我觉得这事非常奇怪，便告诉哥哥，问他是什么原因。哥哥说：“面对可怕的事物闭眼不敢看，就会觉得它可怕；什么都不在乎，哪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第三章 迷路
我这么写，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这个家伙实在差劲。但一个成绩并不太优秀的中学生的想法确实如此。我本来就直率得过了头。在学校里淘气，班主任问这是谁干的，我总是老老实实地举起手。于是，老师就在我的成绩表操行栏里画个零。后来，换了新班主任。我违反校规时，照旧老老实实地举手承认，可是新老师说老实承认就很好，在操行栏里给了我一百分。
我不知道哪位老师做得对，但是我喜欢那位给我一百分的老师。
从前的老师中，有许多具有自由精神、个性突出的人物。相比之下，如今的老师，职员式的太多了。确切地说，不是职员式老师太多，而是官僚式的老师太多了。接受这种人的教育，能有什么用呢？他们教的课干巴巴的，学生感到没趣，自然去看漫画了。
上化学课时学过炸药的化学成分，我就在实验室里把炸药成分装满啤酒瓶子，放在讲台上。化学老师听说瓶里装的是什么，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捧着它扔进校园的水池里。
我们班里有个同学是数学老师的儿子，但是他的数学很糟。数学考试前，我估计他父亲很可能把考题告诉了儿子，就召集同伙把那家伙引到学校后院，逼他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开头他不吐口，最后只好可怜巴巴地如实招供，把考题全都说了。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我就把考题告诉了全班同学。结果，这次考试大家全都得了满分。这样一来，那位老师当然觉得可疑，当下逼着儿子说出实情，儿子无奈只好实说，结果老师决定重考。这次老师的儿子不及格，我也没有及格。
块大石头上到二楼，照准那罐头盒子把石头扔了下去。轰然一声巨响。声音之可怕超过想象，撞在校舍混凝土的墙上发出巨大的回音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由于当时不论父亲还是校长，对在学校实行军训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吧。
班里的同学也以此取乐，即使口令没错，他们也故意做错动作；万一口令错了他们就大肆夸张，使动作错得更为离谱。
我不善于讲话，但到世界任何国家去都没有合不来的感觉，所以，我认为自己的故乡是地球。 假如全世界的人都能这么想，那么，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你争我夺就会被认识到只是自相残杀而不再发生了。但到了那时候，地球上的人也会逐渐认识到地球本位主义也是狭隘的观点。 人能把卫星送进宇宙，在精神层面却不会向上看，而是像野狗一样，只注意脚下，徘徊不已。
父亲出生的乡村小镇上，有一条流水欢畅、水草摇曳的小河，而今，那小河里尽是人们扔的破碗碟、酒瓶、铁皮罐头盒、帆布鞋和破长统胶靴等。 大自然很会装饰自己，她很少破坏自己的面貌。丑化大自然的，是人们丑恶的败德行为。
大曲前面是后三年站，换乘生保内线之后，第一站便是前九年站
这个村里的人也像时间已停顿下来一样，毫无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似乎被世界遗忘、日长如年、十分宁静的村庄。
这个村庄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永远放着鲜花。凡是路过这里的孩子，都摘些野花放在石头上。我问那些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们都说不知道。
住这样的茅草房，吃这种东西，你一定觉得没意思。可要知道，活着就是有意思的呀。
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水从厨房里穿过去，和村街的小河相连。据说，从前在这个厨房里抓到过鲑鱼。厨房安水闸的地方就是洗槽，鲑鱼就曾游到过这里。
总而言之，午饭和晚饭必须在外面吃。这就是告诉你，如果在咸菜之外还想吃点别的，就只有自己动手捕鱼了。
此后我又干了一件蠢事，使本村的少年们更为吃惊。
黑泽尻三郎，我是第一次听到，但安倍贞任却是熟悉的。他是历史书上有名的平安时代中期的奥州武将，父名赖时，弟名宗任，因背叛朝命，与源赖义交战战败而死。这个人是个谋反者，又是战败而死的，这使我觉得遗憾。但是，安倍贞任既然是黑泽尻三郎之父，我觉得崇拜这样的祖先够气魄，不由得勇气大增，结果闹出了钻瀑布洞掉进瀑布潭、跳进大河的旋涡等诸多蠢事。
姑妈年纪已经相当大了，花白的短发、黑黑的牙齿
人们都说，从姑妈那时的健康状况来看，她可能活到一百一十岁。可居然有这样的混账医生，他说，如果姑妈吃松树或别的什么树的根会更加长寿，所以净让她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结果，姑妈没活到九十岁就去世了。
我无法原谅那个让姑妈吃奇奇怪怪东西的医生，真想抓一把松针揉成团塞进他的嘴里。
一般说来，孩子就像温室中的小苗一样度过童年，尽管有时遭到从缝隙处吹来的风雨侵袭，但毕竟没有暴露在风雨之中。
我对塞尚和凡高十分倾慕，认为上美术学校既是浪费也是一条弯路。
中学毕业第二年，十八岁时，我的作品入选全国性的新人作品展。父亲当然很高兴。然而从此以后，我就踏进了风雪的迷途。
我不分外国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也不问古典或是现代，碰到什么就读什么。有时坐在桌前读，有时躺在床上读，连走路也边走边读。
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电影方面，我远不如哥哥见多识广。
特别是电影，我如饥似渴地看哥哥推荐的作品。
现在回忆那些影片名，竟发现我看的全是电影史上的名片。这些，都是哥哥教导的结果。
我把这事和哥哥一谈，他笑着说：“也好嘛，可当前日本的无产者运动，就像流行性感冒，热度很快就会退的呀。”我对哥哥这句话颇为反感。
我贪婪地往头脑里灌输美术、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方面的知识。为了自己有个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
这位司令说着就起身离座，做了许多节体操给我看。那时我大概看起来很虚弱，但也许是这位司令坐得太久了，为了活动活动身体才示范给我看的。
最后，我被叫到面前摆着文件的准尉那里。他仔细看了看我，然后说：“你和兵役无关了。” 事实果然如他所说。直到日本战败，我连检阅点名都没参加过。
我和兵役有关的经历只有这么一小段。我想，如果我被征去当了兵，结果会如何呢？ 中学军训我不及格，没有士官证，像我这样的人进了军队绝不会有好下场。万一碰上那位军训教官，可就没命了。现在想起这些还令人毛骨悚然。
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多亏了那位征兵司令，也许说多亏了父亲更合适。
这里有才能出众的画家，但总体来说，这个艺术运动还谈不上注重绘画的本质，而是倾向于以并未很好消化的政治理论为指导来绘画，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而渐渐失去了绘画的热情。
政府的镇压手段非常残酷，和我联系的人常常不能如约出现，或是因为遭到检举，从此再不能来。
这些家伙的脸上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爬虫类的表情。
我被一个宪兵抓住了，他还没有搜我的身时，我说去趟厕所，他领我去了，还把门给我关上。我赶快在厕所里把携带的联络文件吃进肚里。结果，他很快就把我放了。
，我这参加不久的人没多长时间就做了助理编辑。当时的总编辑跟我说：“原来你不是共产党员啊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对日本社会感到不满和憎恶，只是为了反抗它才参加了这具有反抗性的运动。
还有一条路，就是到哥哥那里求助。
老实说，我是以联系不上为借口，想从艰苦的非法政治活动旋涡中逃脱出来。谈不上对左翼运动热度消失，因为我的热度本来就不高。
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犊无惧。
还有人在本来就够狭窄的屋子里弄个阁楼出租。有个卖鱼的年轻小贩就租了这么一间阁楼住。这汉子每天一大清早就带个铁皮箱上鱼市去卖鱼。他拼命地干活儿，每个月一定穿上漂亮衣裳嫖一次女人，以此为乐。
落语、讲谈、音曲、浪花节，这些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对我后来的电影创作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只是随随便便地欣赏而已。
《西线无战事》（迈尔斯通），《西线战场1918》（巴布斯特），《最后的同伴》（伯恩哈特），《地狱英雄》（惠勒），《巴黎屋檐下》（克莱尔），《蓝天使》（斯坦柏格），《犯罪的都市》（迈尔斯通），《公寓街谈》（金·维多），《摩洛哥》《羞辱》（斯坦伯格），《城市之光》（卓别林），《三便士歌剧》（巴布斯特），《议会在娱乐》（夏莱尔）。
必不可少的解说人
就在这期间，我渐渐注意到，住在这长排房的人们尽管性格开朗，说话诙谐幽默，但还掩盖着阴森可怕、极其黑暗的另一面。 这阴暗的另一面，也许无处不在，也许它就是人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另一面。天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了通常被人们遮掩起来的另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考。
继母为什么虐待前房孩子？如果说出于憎恨丈夫的前妻而虐待其子，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这完全出于愚昧。愚昧是人的疯狂病症之一，以虐待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或小动物为乐的人，纯粹是疯子。然而这类疯子并不认为这是犯罪，却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难以对付。
哥哥以前常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话他几乎像口头禅似的不离嘴。哥哥对俄罗斯文学心悦诚服，特别把阿尔志跋绥夫的《绝境》推崇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学，总是放在手头。哥哥预告自杀的话，我认为是他被《绝境》主人公纳乌莫夫所说的奇怪的死的福音所迷惑而说出的，不过是文学青年夸大的感慨而已。
越是动不动就提死的人越死不了
哥哥自杀了，但母亲始终没有掉一滴泪，只是平平静静地承受着这份痛苦。母亲虽没表现出谴责我的意思，但是我从她那神态上完全懂得了，因而心里更加痛楚。
母亲为哥哥担心，向我倾诉的时候，我竟以极不负责、非常轻率的态度对待，怎能不深感内疚呢？ “你说些什么呀！”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看到已死的哥哥动弹不得的时候，那位亲戚曾经呵斥我：“干什么哪！”对他，我能责怪他吗？ 对母亲，我说了些什么？ 对哥哥，我又说了些什么呢？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假如……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这么想。 假如哥哥不自杀，跟我一样进了电影界…… 哥哥在电影方面的修为，可以说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他在电影界也有不少知己，再加上年轻，只要他想干，在这个领域一定会成名。 然而不论别人怎么说，都没能改变他的主意。
植草圭之助也说我的性格与向日葵相似，有向光性。所以，我以为德川的话是对的。但我认为正是有我哥哥这样的底片，正是有他的栽培，才有了我这样的正片。
第四章 危险的拐角
主要是因为哥哥突然去世，我要继他之后负起长子的责任来。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父亲告诫我：“不要着急，也没有着急的必要。”他还说：“要等待下去，前进的道路自然会打开的。”
一九三六年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P·C·L电影制片厂招考副导演的广告。
那广告上说，第一次考试要交一篇论文，题目是“列举并论述日本电影的根本缺陷及其纠正方法”。我认为这题目很有意思。它让我感受到P·C·L制片厂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有股想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同时，这题目也刺激了我爱恶作剧的老脾气。
从新宿搭乘小田急线的车，在成城学园下车。
于是碰到了我一生之中最好的老师——山本嘉次郎先生。
写到这里，总觉得事情有些奇怪。我到P·C·L制片厂和进电影界之前的经历，就算纯属巧合，也未免太有关联了。 有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如此贪婪地往脑子里灌输美术、文学、戏剧、音乐以及其他艺术知识，好像已预见到自己将来就是要走内容涵盖上述各项的电影这条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有人觉得我好像事前就给自己铺好了这条道路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我回答，我只能说：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
我倒是根本没想作弊，只是看了看他写的，看了一阵才知道，好像得先规定故事发生的地点，然后再写故事。我按照他的写法开始了。我本来学过画，就用作画的感觉让黑而脏的工厂区和豪华的小歌舞厅交错出现，把工匠和舞女的生活，用黑色与粉红两色对比着编织了故事。详细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此次录取副导演，根据公司的要求取了东大、京大、庆大、早大毕业生各一名，还有一名就是有着奇奇怪怪经历的人，这人就是我。
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培养出人，激发出人的才能，这才能用。 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
他自己现在毫无食欲，却如此津津乐道这类话题，我认为其用心恰恰表现了先生的本色，他大概是希望以此显示他是高高兴兴地把我送走的。
先生对任何事都持灵活态度，从不强求统一。对于名利，一向淡泊处之，性格坦率直爽，唯独对副导演的人选固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要提拔新人当副导演的时候，对其人的品格、素质，先生一定是反复调查研究，直到一清二楚之后才作决定。但是，对一经决定录用的副导演，不论其工龄长短、资历深浅，均一视同仁，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种自由的、彼此真诚相待的关系，是山本摄制组的特点。
当了第一副导演之后，这种毅力和与生俱来的坚持自我、顽固任性合而为一，就成了异乎寻常的执着。
您拍完了后门，就请接替我继续拍大门，我再去做门内的雪，做完我立刻拍门内的镜头。等您拍完大门的戏，然后再接替我来拍门内的……”
总是这么迟到，即使山本先生不发火，摄制组的人也按捺不住了
日程表不是为了让大家迟到才定的！
山本先生才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认为最好的证据就是，山本先生的学生（山本先生最不愿意听这句话）的作品却根本不像他的风格。 山本先生对于追随他的副导演，决不干改变他们个性的事，而是一心一意地着力于发掘他们的个性；而且丝毫不让我们有从师学习的拘束心情，而是让我们充分地发展自己。
那是卖香荷包的招牌。随随便便说话可不行！不知道的事情就该说不知道！
他兴趣广泛，特别在饮食方面，堪称美食家，他告诉我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美食。山本先生的观点是：连好吃不好吃这种简单评价都说不准的人，不够做人的资格。
旁边的鸡素烧锅咕嘟咕嘟地响着，汤快要熬干了，满屋子牛肉味儿。
我的祝词还是短一些好，因为短才叫缩词（祝词），长的就是长词（悼词）了。
拍《藤十郎之恋》时大家非常辛苦，可是上映之后评价不高。
我记得当时我们来到一家能远眺横滨港的铺子。旭日东升，我们都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地喝着酒眺望海港里的船。当时的痛苦心情，迄今难忘。
从这以后，我改变了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也就是说，找到了新方法来代替以往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认真地思索作者想说什么，他是怎样说的，同时把我感受最深、认为至关重要的情节写在身边的笔记本上。这样边读边记。
自己登得越高，就越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山本先生告诫过我：如果想当导演，就得先学着写剧本。
我就按这个想法，定下一天一页的目标。通宵达旦工作时那就没办法了，只要有睡觉的时间，那么躺下之后还能写两三页。老实说，只要想写，就写得出来，结果我写成了好几部。
等我凑合能写剧本的时候，山本先生又让我搞剪辑。这我也明白，要想当导演不会剪辑是不行的。
剪辑的时候必须具备客观看待自己作品的能力。
人往往习惯于认为价值与辛苦成正比。这在电影剪辑上是最要不得的。 人们说电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没有用的时间就该删去。
电影的导演工作，简单说就是把电影剧本形象化，并把它定着在胶片上。为此，必须对摄影、照明、录音、美工、服装、道具及化装等部门给予及时和恰到好处的指挥，同时还必须指导演员的表演。
山本先生曾这样说：“导演硬要演员按导演的想法表演，那么演员只能达到导演要求的一半。既然如此，倒不如推着演员按他自己的设想表演，结果常常会事半功倍。”
黑泽君，请把那人的名字查一查告诉我好不好？
第一，人很难了解自己，不能客观地观察自己的说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第二，凡是有意识的动作，首先注意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意识。第三，教给演员怎么做，同时必须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并且让他充分理解、心悦诚服。
不同的声音就使影像给人截然不同的强烈印象。每当这时，我们都会忘却疲劳，精神为之一振。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打击。我感到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足了丑。重做后期配音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实在吓人。另一方面，我也无颜面对与后期配音有关的摄制组人员。糟糕的是究竟哪里错了，我仍然不太清楚。为了寻找连我自己都没弄清的错误，我一卷一卷地找，翻来覆去地看。结果，好不容易才找到并纠正了。
我边走边劝自己：别发火，千万别发火。然而这团怒火越走越大，当我拉开制作科办公室的门时，已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等我来到制作科长面前，终于爆炸了。我把盒饭朝制作科长脸上砸去，制作科长满脸饭粒。
我讨厌动不动就讲一通道理，也讨厌爱大摆理论的家伙。
即使理论上完全正确，淡而无味的东西照旧淡而无味，毫无办法。
我一听就火了（我这个人实在爱发火，确实不好），说：“摄影机的位置在那里的理由及其理论上的根据，就是因为我太累了，不愿意动弹。”
然而作为一名导演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副导演们是认真观察过的，不会说错。
“对不起，请把这个地方剪掉”，还勉强说得过去；现在是不管青红皂白，强制删剪，这使人难以遵命。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我无从计算，总之，马渊上校是个酒豪，他家的酒壶全都拿出来了，而且他夫人端来烫好的酒后就会随手取回空壶，这样往返多次，可见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经过长久的沉默，马渊上校突然把面前的小桌挪到旁边，双手触地对我深深一礼：“对不起，剪掉吧！”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理解对方的心情了，只好说：“好，剪吧！”
山本先生对我的暴躁和顽固十分担心，每当决定让我参加其他摄制组工作时，一定把我叫去，让我宣誓：“绝对不再发火，绝对不顽固到底。”
成濑先生喜欢拍许多短镜头，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看连接起来的短镜头时，谁也看不出那是短的，就像是一个长镜头，十分流畅，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连接之处。而且乍看起来，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毫不引人注目、极其平凡的短镜头，实际上却像深邃的大河一样，表面平静，深处却蕴藏着激流，奔涌向前，一泻千里。先生功力之高超是无与伦比的。
那时，我还是第三副导演，还没喝过酒。从外景地回来时，旅馆的女茶房给我端来茶水和豆包，我就把泷泽先生那份和第一副导演那份也领来，加上我那份一共六个豆包。我每天吃三人份的，实在可观。
在等待拍摄的时间里，人和马都待在背风的地方，老老实实地等着。大片的芒草随风摇曳，宛如滚滚波涛。农民们的短发、马的鬃尾，都在寒风中飘舞。云在空中奔涌流动。
难耐思家情，有家在远方。莽莽林深处，长戈草中藏。
拍摄《战国群盗传》获得的经验，特别是调动大批马匹的经验，使我拍出了《七武士》和《蜘蛛巢城》。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好人不长寿。
把钱喝光之后，我又开始写剧本。
事实上我的确喝多了，每当胃病要发作的时候，就和谷口千吉去爬山。在山里游荡一天，夜里喝不到十分之一升就睡觉，胃痛很快就好了。
好了再写剧本，领了稿费再喝。
但是他也觉得我们怪可怜的，就在我们的枕头旁摆上一排酒壶，并在烫酒的火盆里架上水壶。我们每天晚上先躺下，然后露出脑袋喝酒。那样子仿佛是探出洞口的蛇一般。就在这期间，我们竟然成了真正的大蟒了。
菊花图样或与此相类似的东西概不使用。
检查官说：“庆祝生日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英美的生活方式，现在写这种场面，真是岂有此理！”
这位检查官脸色苍白了。
结果，《三宝垄之花》遭到彻底否定。
再没有比被特殊时代的权力饲养得十分驯服的小官微吏更可憎的了，纳粹就是如此。希特勒当然是个疯子，但是细想一想就能明白，从希姆莱或艾希曼直到他们的基层组织，可以说天才疯子辈出。集中营里从头目到看守，无一不是难以想象的衣冠禽兽。战争期间内务省的检查官也是一例。他们这些人才恰恰是该被关进监狱的。我现在是极力控制对这些家伙的憎恨，告诫自己不要行文激烈，但是想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难以控制，恨得我浑身发颤。
虽然被他们枪毙了两个剧本，但是我还要写下一个，这就是《敌中横断三百里》。
那时，有一天我在《日本电影》这个刊物的广告上看到了植草圭之助的名字。这本杂志上登载了他写的剧本《母亲的地图》。 我从银座大街的书店里买了这本杂志，刚出书店大门，不期然地碰见了植草。这时我看到，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刊登我那剧本的《电影评论》。
后来，植草进了东宝的剧本部，不久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
我写的也都是诸如《青春的气流》、《航空兵的凯歌》这类按时局要求，为提高战斗意志而描写飞机工业和少年航空兵的故事。
幸运的是，富田夫人从电影杂志上读到过对我的介绍。她向富田先生推荐说，这个人可能把影片拍好。
不仅这一次，在我的电影生涯中，但凡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总是意想不到地出现助我一臂之力的人。 这种幸运，连我自己都不得不惊叹。
我应该攀上的绝顶高山，如今只是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麓，我站在这里仰望着山巅。
第五章 预备——拍！
藤田方才以及以后的动作，我一成不变地用在了《姿三四郎》中的一场戏里。那场戏是说三四郎在街上打了架，矢野正五郎把他叫去大加训斥。
我听说莲花开的时候，会发出难以形容的清爽的声音，所以曾经一大早到不忍池听过。 我站在黎明前的迷蒙晨雾中听到了这声音。这声音固然微弱，但是在宁静之极的晨雾中听来，确实沁人心脾。
古池本安静，青蛙入水始有声。
创造自己的东西和帮别人创造东西，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因此，《姿三四郎》尽管是我的处女作，拍摄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另外，这项工作还只是欲登高山而刚到达山麓的一段。既是山麓，也就没有险峻之处，所以它和在山麓野餐一样有趣。
鏖战
外景场地是个土岗，尽管野花已凋谢，但花穗仍随风俯仰，就像台风下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原野上空，大风把浓云撕成碎片，风卷云翻，转瞬即逝。
所以从此以后，在严酷的条件下，即使觉得已经足够了，我还是会坚持干下去，干完三倍的工作，才能勉强达到够用的程度。
总要花费相当精力把前一部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忘掉。
我很喜欢乳臭未干的人物。这也许是因为自己永远乳臭未干。
然而人毕竟有自己的宿命。这种宿命，与其说寓于人的环境或处境之中，倒不如说寓于适应那种环境或处境的人的性格之中。 既有能够战胜环境和处境、性格淳朴、有弹性的人，也有因为性格刚强狷介而败于环境和处境、终于消亡的人。 姿三四郎是前者，桧垣源之助是后者。我和三四郎性格相同，正因如此，源之助的性格对我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下面我要写一写内务省检查官对于本片的意见。这个意见足以气破我的肚子，损害我的健康。
桌子前面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那里。我简直成了被告！
他发言的基本精神照例是老一套，说作品模仿英美。他特别指出，神社石阶上的恋爱镜头（这是检查官说的，实际上那根本谈不上是恋爱镜头，仅仅是男人和女人在这里遇上了）是模仿英美的。那口气纯粹是官老爷的指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狗娘养的！随你的便！ 我抄起椅子砸你这狗娘养的！
担任导演之后，使用作品的名字来做我年谱的索引比较方便。比如：《姿三四郎》：一九四三年，三十三岁。《最美》：一九四四年，三十四岁。
我想把她们的脂粉气、矫饰、表演味儿和演员特有的自我卖弄等等全都剥掉，恢复淳朴少女本来的面貌。所以先训练她们跑步，让她们打排球，组织鼓乐队天天练习，而且还让她们这个鼓乐队上街游行。
在各车间劳动的女演员们，各自表演剧本指定的戏。现在她们注意的不是摄影机怎样拍摄她们，而是她们所干的活儿和操作的机械。因此，她们的眼神和动作中几乎完全没有演戏的成分，充满了劳动者朝气蓬勃的内在美与奇妙魅力。
这人非常泼辣、顽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常常演化成正面冲突。
《最美》虽只是我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却是我最喜欢的。
他们以为一部卖座影片的续集也必然会成功，于是不想再开拓新的领域，总想旧梦重温。重拍的影片绝不如前作，这虽然是已经证明的事实，但他们还要重蹈覆辙，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愚蠢之举。
这可能和前面提到过的山本先生表现“热”的短镜头剧本不相上下，堪称表现“冷”的短镜头剧本之最了。
另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关于桧垣源之助最小的弟弟。桧垣最小的弟弟源三郎有些精神不正常，给他扮装可是煞费苦心。他头戴的假发活像能乐道具，脸涂成白的，嘴唇用口红染成赤红，再穿一身白，手上拿着一根细竹竿（能乐中的疯子都拿这种东西）。扮演源三郎的是河野秋武。有一天，他的戏很快就拍完了，所以提前回旅馆。当时的外景场地在一个积雪很深的山崖上。我站在山崖上往下看，只见七八个滑雪的人从山崖下往上走来。那些滑雪的看了看前方，忽然停步，立刻转身往回猛跑。难怪他们逃跑，在这没有人烟的深山里，看到这身打扮的源三郎朝自己走来，当然非逃不可。这就跟我一样，干了这一行，很多时候本来毫无恶意，却把别人吓个半死。后来我在旅馆里碰见这些滑雪的，说明实际情况后，向他们道了歉。这次外景拍的是姿三四郎与桧垣铁心在深雪中决斗，戏的要求是两人都赤着脚，所以演员也着实辛苦。
我跟他说，多亏这部戏，你才成了明星，这一点要想得开才对。
《姿三四郎续》成绩不太好。评论认为，黑泽明有些自满了。实际上我并没有自满，唯一的原因，是我没有为它使尽全力。
三三见九
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对矢口说，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你就说个痛快话吧。这完全是山下奉文占领新加坡时同对手谈判的口气。
后来我见识过许多人，有骗子、财迷、剽窃者……但是他们都有一张人的面孔，这就不好办了。啊！原来只有这帮家伙才总是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说的话总是那么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这就更不好办了。
这笔离职金直到今天还未给我。
大概是因为年纪轻才能这样干吧，但那时也同样累得筋疲力尽。三个剧本写完的当天夜里，我喝着酒，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新婚不久，感到有遭受空袭的危险，就把家从涩谷的惠比寿迁到了世田谷的祖师谷。搬家的第二天，涩谷的那所房子就遭空袭烧光了。
制片厂中央的广场上，忙着干活的人们都蹲在这里谈工作。因为大家都是腹内空空，蹲着说话比站着好受些。
桶狭间之战
但是，一向以盛产名马闻名的山形县，现有的马不是老得掉牙就是有病，能跑的一匹也没有。
到父母家时，已是半夜了，我咚咚地使劲敲大门。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姐姐种代也随两位老人到了这里，当她从门缝看到是我时，喊了一声“是小明啊”，就扔下我，撒腿跑进厨房去淘米，我简直被她这荒唐的举止惊呆了。 这实在可笑，然而我笑不出来。看到连顿米饭也吃不到的弟弟，做姐姐的此时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他赶快吃上一顿米饭。姐姐这种心情使我感动得落泪。
父亲看过《姿三四郎》之后疏散到此地，并没有见过他的儿媳，所以总爱打听儿媳如何如何。战败后不久，我就当了父亲，而我的父亲还没来得及看到孙子就去世了。
我本想背着它再次站起来，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废物们说别人的作品是废物，这恰恰证明人家的作品不是废物。乌七八糟的家伙说别人的作品乌七八糟，这该是非常有趣的事吧？”
有趣的作品谁看都感到有趣。当然，那些乌七八糟的家伙例外。
我是从没有创造自由、对创造出来的东西概不尊重的时代生活过来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真实地感到，对创造自由和创造物的尊重确实存在。
当然，美国的检查官并非人人如此，但是无不以绅士态度对待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日本检查官那样把我们当作犯人。
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抵抗军国主义。很遗憾，不能不老实说，我没有积极抵抗的勇气，只有适当的迎合或者逃避。 这是可耻的，然而它是不能不老老实实承认的事实。所以，我没有大言不惭地批判战争时期诸种事实的资格。 战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外力赋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得来的。
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知的教育，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毫不怀疑。 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我们在战争期间都像聋哑人一样，什么也不能说。想说的话，也只能像鹦鹉学舌似的反复重复军国主义那一套。 所以，要表现自己，就必须寻找与社会问题毫无关联的表现方法。俳句之所以流行就是这个缘故。虚子的花鸟讽咏之道，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用不着担心受检查官申斥。
瀑布来高处，源头之水皆平静，到此成激流。
我已经厌恶自己只注重字句雕琢的作品，同时也发现自己才疏学浅，因而感到羞耻。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自己满以为懂了，实际上并没有懂。所以我想，应该重新学习日本的传统文化。
以前，我对这位专事古董的朋友多少有些蔑视，但在接受这位朋友教诲的过程中，我发觉自己不加考虑地说人家有古董癖十分错误，
从研究学问出发，探讨日本文化史，通过艺术欣赏学习日本的古代文化，实乃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就深深感到自己知识太少，应该学的很多，需要吸收的东西简直多到无限。
世阿弥
我被能乐吸引，对它的独创性不胜惊叹，也许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和电影截然不同。总而言之，我趁此机会看了多次能乐。能欣赏喜多六平太、梅若万三郎、樱间金太郎的表演艺术，不能不引以为幸。
战争期间，从国粹主义观点出发，对民族传统和民族主义大加赞扬，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即使不站在这种自我陶醉的立场上，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大大夸耀日本独特的美的世界。这种认识，使我产生了自信。
第六章 到《罗生门》为止
战后有了自由，这部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拍摄的影片，使我有很多感慨。
影片的外景地在京都。春光明媚的小坡，野花盛开的小径，波光粼粼的小河，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都是些不足为奇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我却是怀着特别的感慨拍摄的。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不已的心情，仿佛展开双翅翱翔在晴空中一般。
按检查官的见解，恋爱是淫猥的行为，青春新鲜的感情与躁动，一概被视为英美式的柔弱精神的表现。那时的青春，正在名为“一切为了前线”的牢狱之中忍气吞声。
自黑田小学毕业已有二十五年，“植草式部”与“黑泽少纳言”再次联席而坐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三十七岁了。
像圭之助这样毫无变化的人是少见的。究竟是因为天真呢，还是由于固执？他既软弱又有股韧性，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净干些让人替他捏一把汗的事。总而言之，从小学时代起，他就是个让我提心吊胆的家伙。
几年之后，植草自己“招供”，他接了我的五元钱并没走，而是改扮成一名流浪汉，戴着一顶足能遮住脸的斗笠混过我的眼睛，照样领了一份群众演员费。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怪不得《藤十郎之恋》露天布景这部分戏里有个来回瞎窜的流浪汉把我气得够受，原来竟是他。 总而言之，圭之助这家伙，总让我提心吊胆又无可奈何。
不知道这家伙前世跟我结的什么缘，说不定哪天他就忽然从我眼前消失，哪天忽然又冒出来，而且在外面净干些使人大吃一惊的事。听说他有时去当采石的苦力头，有时在哪个制片厂当群众演员，还和吉原妓院街的妓女私奔，而这期间又写了一部很好的话剧剧本……
这种导演上的冒险在日本未获成功，日本观众硬是不给鼓掌，所以效果不佳，但是在巴黎成功了。法国观众狂热地鼓掌，在不绝的掌声中，当空无一人的音乐厅舞台上传来管弦乐队的演奏声时，观众十分激动。
我从片头字幕上出现编剧植草圭之助、导演黑泽明开始，就热泪滚滚，银幕也模糊了。
仅仅看到你们俩就是一次盛宴。
那是一条钢筋混凝土做的船。战争末期，日本钢铁不足，无奈之下，做了这种船。
我想更深入一步解剖无赖之所以存在的客观世界，想弄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支撑他们组织的“仁义”、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们自诩的暴力等究竟是什么。
我从自己写作许多剧本的经验中知道，只要像达摩面壁一样，迟早会达到悟道的境界。
这位医生是我们动手写剧本之前，观察各地的各种黑市的时候，在横滨的贫民街碰到的一位终日醉醺醺的人。
我们请他喝酒，一连去了四个地方，边喝边听他谈。
这样一想，竟为一直没有想到他觉得奇怪了。
我为了抵抗人的苦恼，戴上一副强者的面具；而植草却为了沉溺于人的苦恼，戴上了一副弱者的面具。事实不过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的不同，就本质来说，我们都是弱者。
我不是特别的人。我既不是特别强的人，也不是得天独厚的有特殊才能的人。我不过是个不愿示弱于人，不愿输给别人，因而不懈努力的人。仅此而已。
总之，植草和我是非常亲密的莫逆之交，也是常常吵架的朋友。
我说，洞察演员的素质如何，判断他有无发展前途，需要专家的才能和经验。既然是考演员，那么，如果把与演员的表演生涯关系密切的专家的一票同门外汉的一票视为效果等同，就无异于鉴定宝石的时候，让宝石商和蔬菜店老板共同主持其事。关于考演员，计算票数时应该考虑到，精于此道的专家的一票至少相当于外行人的三票或五票。因此，我坚决要按我的上述要求重新统计票数。
因此，说三船这位演员是我发现和培养的是不对的。发现三船这块材料的是山本先生。把三船这块材料雕琢成三船这位演员的是谷口和山本先生。 我不过是看到这一点，在《泥醉天使》中让三船充分发挥了演员的才能而已。
然而，这也令导演产生了难处。扮演无赖的三船魅力十足，就难以和作为他的对立面的医生（志村乔扮演）取得平衡。 这样必然会使这部作品在结构上走样。
但是，由于和三船出色的个性展开了一番格斗，我也感觉自己干的似乎是冲破一堵坚牢的墙壁一跃而出的工作。
此后，类似的事还有几起。任何时候都是本能地同工作联系起来，这种习性近乎前世因缘。 导演这一行当干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完全是前世因果了。
况且，新东宝所有行动的背后，都有敌对公司的领导和有计划地支持他们的制造分裂的首谋者在操纵，所以，这种对立已经造成双方难以弥补的裂痕。
他们不知道，电影是用人的才能创造出来的，是靠这个才能的共同体创造的。 他们也不知道，为了创造出这样的共同体，我们曾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正因为他们无知，才恣意破坏这个共同体，丝毫也不觉得可惜。 我们仿佛是在赛河原上捡石子堆石塔的死亡儿童的魂灵，用九牛二虎之力堆起来的石塔，却被那些令人诅咒的群鬼推倒。
前门是警察的装甲车，后门有美军的坦克，天空有侦察机，包围制片厂的是散兵线。在这种强行进攻之下，我们在前后门准备的吹风机和辣椒粉毫无作用，除了把制片厂交出去，别无他法。
看起来制片厂毫无变化，只是多了这么一个告示牌，可是就从此时此刻起，这个制片厂失掉了一样东西：我们对它的献身精神。
这种失落，既不是哀伤，也不是凄凉，只是一种耸耸肩，说声“随它去吧”的情绪而已。
电影界有一种倾向，演员扮演某种角色成功了，就牢牢地把他限定在这种角色的框架之内。从导演一方来说，这是出于方便，为了省力，但是对演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演员翻来覆去盖图章似的只演一种角色，是什么也积累不下来的。如果不经常让演员扮演新的角色，给他新的任务，他就会像刚栽活就停止浇水的花木一样，不久就会枯死。
这场戏是说，主人公把过去的秘密藏在心灵深处，苦恼万分，他难耐这种痛苦，决心把秘密和盘托出。这场戏中用了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我、三船、千石，那时都还年轻，所以那么兴奋，才拍得出那样的场面。
我像鲑鱼一样，不忘生我养我的地方。
无论我到哪里，自己成长的地方都常存心底，偶有触发，就会想起东宝这条河流。
不论什么企业，只要不注意培养新的人才，不将新鲜血液注入躯体，就会不可避免地老化并走向衰退。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原因是美国电影界有一个“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这样的组织，它是在“电影是与科学密切结合的艺术”这一牢固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自己以为在作品里说过的事情，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观众的理解，所以关于这部作品，自然会产生再略加说明的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耐着性子保持沉默。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在作品里谈的问题是正确的，那就一定会有人理解。《静夜之决斗》就是如此。
莫泊桑说：“先要看到谁也没有注意的地方，一直看着它，直到谁都能看得见。”
它使我重新认识了电影剧本与电影的不同，
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位妇女看了这部影片后，横生枝节，提出严重抗议，甚至提出控告，说我们为了拍摄狂犬，给正常的狗注射了狂犬病毒。
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感到战败国的人是如此屈辱。
我没有当过媒人，可是因为抢拍《野良犬》使他俩忙得不可开交，从而给他们创造了结合的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也许算一位不露面的媒人。
她说：“非哭不可的时候我哭不出来，这时候我可要哭啦！”
说起来，正因为生产作品的过程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才能创造出真正使观众享受乐趣的作品。
如果没有诚实的、竭尽全力的工作态度和自豪感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使作品十分充实，也就谈不上工作的乐趣。
战后刚开始宣扬言论自由，紧跟着就出现了无节制的滥用。 某一杂志为了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到处搜寻丑闻线索，然后夸大事实，恬不知耻地大写特写庸俗不堪的报道。
这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暴力。
拍什么呢？我左思右想，突然想起了一个剧本，就是据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改编的戏。这个剧本是伊丹万作（导演）先生门下一个姓桥本的弟子写的。
差不多是下意识的，我想那个剧本就那么白白扔掉未免可惜，能否用它拍个什么。这种想法可能在我大脑的某处存在着。现在，它突然从某个褶皱处爬了出来，大声喊叫：拍个什么吧！我还立刻想起，《竹林中》已经有三个故事了，如果再创造一个新故事，就正好达到影片所需的长度。同时我还想起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它和《竹林中》一样，讲的也是平安朝的故事。电影《罗生门》就这样慢慢在我头脑中孕育成形。当时我正被一种焦躁感所困扰，我认为电影已经进入有声时代，无声电影的优点以及它独特的电影美学早已被人们弃之不顾了。所以我想，有必要回到无声影片的时代，探索一下电影的原点。特别是应该从法国先锋派的电影精神中重新学到什么。当时还没有电影资料馆，我只好搜集先锋派电影文献，回忆从前看过的影片的结构，借以咀嚼其独特的电影美学。《罗生门》是实践我的想法和意图的绝妙素材。
已经有三个故事了，如果再创造一个新故事，就正好达到影片所需的长度。
所以我想，有必要回到无声影片的时代，探索一下电影的原点
芥川的《竹林中》描写了人心的奇怪曲折与复杂阴影，它以锋利的解剖刀剖开人性最深奥最隐秘的部分，并把它公之于众。我想以这部小说的景色作为《罗生门》的象征性背景，以错综复杂的光与影来表现在这个背景中蠕动的人们奇妙的心理活动。
开拍前，有一天，大映给我安排的三位副导演到旅馆来见我。我不知来意，一问才知道，他们还是看不懂这个剧本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特意前来请我说明一下。
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实话实说，谈自己的事的时候，不可能不加虚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人就算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如何之深。这是一幅描绘人与生俱来的罪孽和人难以更改的本性、展示人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
和尚不胜感慨地对我说：“老实说，开头我认为你们砍寺院的树就等于砍我们的面子，所以大为吃惊。可没多久，我被你们这种认认真真的工作精神吸引住了。看到你们尽可能让观众看到好作品，并把它作为坚定的信念，忘我地工作，我深受感动。我以前还不知道，原来电影是这样努力的结晶。”
光明寺的外景工作和罗生门的露天布景工作日程是平行安排的，晴天就在光明寺拍，阴天就拍下雨天的罗生门。 露天布景的罗生门是个庞然大物，所以拍下雨的场面也大费周折，除了借消防车外，公司的消防设备也全都用上了。 仰拍罗生门上空时，天是阴沉的，下的雨自然看不见。为了拍出效果，我们就在水里掺上墨汁，制造了墨汁雨。
后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这个镜头被称为“摄影机初进森林”。我认为它的确是宫川君的杰作，同时也称得上世界单色片摄影的杰作。
我在大映的调布制片厂听到这冷酷的通告，心境黯然地走出制片厂大门，没有心思坐车，强忍愤慨踽踽独行，一直走回位于狛江的家。
她是说，《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大奖。
本民族人为什么对于本民族的存在毫无自信呢？为什么对异域的东西那么尊重，对于自己的东西就那么轻视呢？
当初要拍摄这部作品时，他是那样百般刁难，看了样片之后，他是那样大发脾气，他说不懂影片要说明什么问题，甚至把赞成和主持拍摄这部影片的董事和制片人都降了职。可是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他竟然觍着脸说，一切都是由于他的推动，这部作品才得以拍成。他甚至还说，电影这种东西，过去都是背着太阳拍，这是常识范围之内的事，然而这部作品是他第一次让摄制组对着太阳拍摄。把别人的成就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自始至终也没提我和摄影师宫川君的名字。 我看着电视采访，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罗生门》！
人是很难如实地谈论自己的。人总是本能地美化自己——这一点，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然而我却不能耻笑这位经理。我写的这个类似自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老老实实写了自己呢？是不是同样没有触及丑陋的部分，把自己或多或少地美化了呢？在写《罗生门》这一节的过程中，我不能不对此有所反省。所以，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人不会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常常是假托别人才能老老实实地谈自己。因为，再没有什么能比作品更好地说明作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