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有一位身材瘦小纤弱、仪表清秀英俊的热血少年，找来一把剪刀，“喀嚓”一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成为全校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这位冒着要掉脑袋危险的少年不是别人，他就是周恩来。
教历史的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几十年后周恩来曾回忆道：“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他还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
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了人间的贫富之分，从此，他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求学南开 崭露才华
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书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周恩来生活虽然艰难困苦，可是他发奋读书的意志十分坚定。
周恩来深知到南开学习的机会得来不易，因此非常珍惜，读书极为刻苦用功，各门成绩一直名列班级或者年级前列。为此，他规定自己要做到5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他自从来到南开以后，每天起床钟一响，就立即起床、跑步、做操，保持着在沈阳东关学校时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周恩来的这篇《诚能动物论》被南开《校风》作为“代论”发表在第30期上。在周恩来所有的中学作文中，《诚能动物论》应该是写得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一篇。
周恩来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心算比一般同学的笔算还快。《校风》上曾记载道：他的笔算速赛是48名参赛中最优者之一，代数得满分。
周恩来刚入学时，英语基础比较差。他努力学习，刻苦攻读，每天早晨起床和中午下午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英文。他勤学苦练、手不释卷。进入第二学年，他的英文成绩大为改观，甚至能读一些英文原著。在《南开毕业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里这样记载：“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奋攻读，始同趋进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
“敬业乐群会”的组织章程严密，活动丰富多彩。该会下设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还有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后来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邀请中外名人来校演讲，在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周恩来认为，戏剧是唤醒和教育人民的最通俗的方式。他十分热心于新剧演出。
周恩来在南开的4年，可以说是全面成长的4年，也是才华初露的4年。通过勤学苦读，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他又决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相反，他有着广泛的兴趣，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经常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曾组建或参与过的全校性及班级范围的团体就有近10个。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言自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并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
周恩来不愿意贪图现成的财富和安逸，要靠自己的努力选择未来，这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所持的人生态度。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时代。在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安排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徐世昌亲自为他颁发毕业证书。周恩来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的金质奖章一枚。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书存根上，记载着他的毕业成绩总平均为89.72分。毕业前夕，周恩来受全班同学委托负责编写同学录，周恩来的小传是由同学常策欧撰写的，文中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东渡日本：在彷徨中看到了真理之光
周恩来一度陷入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他整天喝酒，以为酒可以浇愁。他又学着焚香诵读佛经，开始接受在日本流行的“无生主义”（“修得无生，便是涅槃”）。这是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可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崇高抱负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时他的思想虽处在波动之中，但他始终割舍不去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想到这些，他依然是一腔热血，豪情如虹。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与挣扎，他终于从迷惘中走了出来。1918年新年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是炼得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不久之后，他又在日记中阐述自己的人生见解，他认为，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挫折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暖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 周恩来一边学习日语，一边留心考察日本社会。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很快为自己定下了生活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也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
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5月10日那天，当中国驻日记者彭翼仲于8天前从轮船上蹈海赴国难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极度震惊，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上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贪生！”
1918年5月19日，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新中学会。对此，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成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对他影响显然是主要的，他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19年3月，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到东京，周恩来思考之后，决定重回南开学习，寻求革命的真理。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好友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在京都逗留期间，周恩来学习了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懂得了阶级斗争学说。他接受了这门科学，并决心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除了阅读书刊外，有时也外出走走，4次游览了京都名胜岚山，触景生情写下了《雨中岚山》（4月5日）、《雨后岚山》（4月5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5日）、《四次游圆山公园》（4月9日）4首诗。其中，《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白话诗反映出年轻的周恩来探索革命真理的艰辛，体现了他在各种学说中探寻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那种无限喜悦和振奋的心情。置身于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中，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又给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让他看到了真理之光。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周恩来于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户港登船回国。
投身于“五四”洪流
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在男会员中周恩来是5号，后化名“伍豪”。女会员中邓颖超是1号，后化名“逸豪”。
周恩来在为觉悟社起草的《觉悟的宣言》中，阐述了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人的生活。”
身陷囹圄
4月2日，周恩来、马千里、时子周等6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到了4日，全体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他们说：“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因迫害而病死。”并提出3项要求：一是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是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是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解决。面对全体代表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抗议，警厅不得不答应了代表们的这3项要求，并被迫将患病或未成年的各界联合会代表3人释放，绝食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狱中，周恩来向大家宣讲马克思主义。从当年的《检厅日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5月14日，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周恩来讲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等等。他还编写了记述狱中斗争实况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书。
在被羁押、失去自由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思考了许多问题，出狱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时，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会上，周恩来还分析了为什么他们每次请愿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他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涌现出来的爱国团体并不少。但是团体虽多，步调却不够统一。只有改造这些团体，使各个团体真正联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旧中国的目的。
异域的斗争
周恩来为什么将目的地选在欧洲呢？在他到达巴黎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1921年春天，经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周恩来入党后，因工作需要，他放弃了报考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机会，与天津4名勤工俭学学生转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城学习。本来，爱丁堡大学也同意免去入学考试，只考一门英文。他放弃报考的原因除因工作需要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考试时间定在9月，开学则在10月，还要等待半年之久；更令他头疼的是，英国的生活费用是全欧洲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的生活费用约200镑，折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生活费用稍为便宜，但每年仍需千元左右，是巴黎的两倍。巴黎虽然是世界名都，可谓花花世界，但生活费用相对伦敦而言低得多，每月只需中国货币40元，一年也不过500元左右。这对经济拮据的周恩来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去处。
从《少年》到《赤光》
经过1921年的“二八斗争”及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和占领里大的斗争，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首先，勤工俭学的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变革，即使个人奋斗的力量无穷，也只是以卵击石。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其次，勤工俭学学生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他们没有想到，号称自由、高唱人权的法兰西，竟然用武力镇压学生，竟然出现这种无耻、卑劣的举动。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是为追求光明而来的，却仍然被邪恶、强权所左右。光明在哪里？学生们相信，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颓丧，而是准备更加英勇、机智地进行斗争。
中法当局坚持敌视并驱逐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行为，很快催生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代表们就“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纲领、成立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协议。会后，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聂荣臻、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周恩来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成立统一组织作准备。这些“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在国共合作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再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二人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周恩来也十分喜欢邓小平，给予他很多的关心和爱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其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们的战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刊物印刷清晰。”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3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6月16日国共两党人士500多人，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发表重要演说，指明军校宗旨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上：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组织的要求。根据档案史料记载，1924年7月，人在巴黎的周恩来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张申府的推荐。张申府与周恩来在法国结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比张先到法国，两人在巴黎相逢，接触较多，经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主任为戴季陶），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也是当时在黄埔军校中担任的最高职务的中共党员。
周恩来到任之后，这位26岁的年轻人，很快就崭露出了令人瞩目的才华。他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周恩来一到任，就对政治部原有班子进行了整顿，增设组织机构，设置“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对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此外，军校政治部还建立了政治问答制度。上述制度的建立与规则、条例的制定，对于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并使其走向正规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演一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等。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
志同道合的伴侣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从这段话里，明显反映了她和周恩来之间真纯善美的恋爱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时候，当着许多好友的面宣布，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共同培育着忠贞不渝的夫妻之情、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和师生之情。在人们心目中，他们是最忠诚、最美满的革命伴侣。
黄浦江畔的风暴
周恩来是1926年底，奉中央之命从广州来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认为起义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在充分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军事准备工作的五点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5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成立军委。第二，加强队伍的训练。如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序号。自卫队从事训练，查考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对敌军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第四，武器准备。如把武器集中起来，做好武器的运输准备工作等。第五，情报工作。如设法与北伐军保持联系。
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
- 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掀翻桌子，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7月3日，周恩来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总结了党自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道，我们的主要错误是我们不懂得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基本任务，不懂得这一工作的目的。
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党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隐蔽战线上的硝烟
1927年，形势逆转，造成了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悬赏5万至8万银元，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的动摇分子便向敌人告密甚至充当内奸。6月，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被捕叛变，他指认了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我党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革命家，25岁时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1925年6月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他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超人才华和胆略，可惜死在叛徒的手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也一同惨遭杀害。不久，叛徒又向敌人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由于事先没有任何防范，7月21日，赵世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赵世炎是我党又一著名早期工运领袖，与周恩来共事密切，一同策划、组织、参与领导了许多革命活动。赵世炎没有被严刑拷打所屈服，更没有被高官厚禄所利诱，他赤胆忠魂，为中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周恩来领导特科期间，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曾多次制止并严厉批评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背离党的长远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则，追求表面轰轰烈烈，热衷于单纯恐怖行动的倾向，使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行动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 在周恩来指导下，特科还形成了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工作方法：即“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经常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历史上党的情报侦察工作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周恩来曾回忆道：彭湃等“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 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被枪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旷地之上。
8月3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反动派的屠杀罪行，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号召全国劳苦群众“起来，纪念着彭杨诸领袖之血的教训！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不断的斗争”。周恩来抑制不住沉痛的心情，他一边起草，一边流泪。
4月25日，顾顺章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见面后，并没有把他知道的秘密全部说出来，而是待价而沽，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赶快送他到南京去，他要面见蒋介石，以便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第二，要保密，不要打电报给南京；第三，要保证他的安全。然而，何成浚和蔡孟坚邀功心切，没有听从顾顺章的意见，接连给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发了6封电报，报告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情况以及押往南京的计划。电报内容被陈赓安插在国民党中统内部，并担任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秘书的钱壮飞获悉。
面对千钧一发的险恶形势，周恩来立即转移办公地点，召集聂荣臻、陈赓、洪扬生、李强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2）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适当换用新的领导秘书；（3）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4）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5）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施紧急改变。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把四五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和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点。
顾顺章的叛变，危害和威胁是不可估量的。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立即陷入极其险恶的境地，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危机应对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总结》认为，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挽救危局
顾顺章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对于周恩来等人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与委蛇，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在他家中发现的事实表明，他早已有叛变之心。因为他早就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自首书，藏在家里备用，并嘱咐其妻：“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当然，还未等到这一天，中共组织就在确定他已叛变的第一时间从他家中搜出了这封信。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是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分手，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了。 多次批评教育无果后，周恩来已有意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为了不影响特科工作，周恩来将在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聂荣臻调到特科工作。聂荣臻的调来，名义上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实际上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顾顺章也很快明白了中央调聂荣臻到特科的真正用意，遂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他不敢正面发泄，便把不满情绪倾泄于聂荣臻身上，专门派给他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去完成，并美其名曰为“考验、锻炼、重用”。 顾顺章思想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后，严酷打击了一批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再加上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罗章龙等人的被开除党籍，各地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等，使得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相继登报脱党。这一时期，顾顺章的思想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动摇。周恩来于1950年5月在军委情报部的一次讲话中曾说过：“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
本来可以在1931年5月出狱的恽代英，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被枪杀于南京，离被释放只差几天的时间。恽代英被捕后，虽遭受了百般酷刑，但他除了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国民党反动军警未得到他任何供词，而且还在狱中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千古绝句，连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都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
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所以，后来周恩来曾气愤地说：“他（指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转移苏区
- 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像疯狗一样，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向忠发叛变后，使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处于了一个最为危险的境地。由于长期在党内最高层工作，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周恩来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不少人都熟悉他。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间，顾、向二人与周恩来同是特委负责人，平时相处甚多，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生活规律、脾气与秉性。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务必尽速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军事高参
- 周恩来等认为，红军的主动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
长征路上（上）
-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路上（下）
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变为红军的作战行动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这样虽然可以发挥大家的才智，但也带来新问题，对许多具体问题争论不休，使指挥员难下决心，难以部署，对红军作战不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战斗”。开会讨论时，毛泽东经分析主张不打，但大多数人同意打，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后来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
四渡赤水，是在云贵川边界地区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进行的机动战役。在战斗过程中，红军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妙趣横生，精彩纷呈，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通过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由于数月连续行军作战，迂回穿插，部队很疲劳，加上行军多，打仗少，于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严重的是林彪，他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的指挥。为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更不能产生动摇”，严肃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民族危亡时刻
- 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17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成员；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