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第一部分
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有的同学说：“为个人前途而读书。”周恩来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决定到日本留学。靠同学、师友的帮助，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周恩来抓到五号，谐音为“伍豪”，这成了他后来常用的代号。
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考察了欧洲社会现实，比较了各种思潮，逐渐认定了共产主义。
1921年春，周恩来（左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夫妇及好友赵光宸（左一）在柏林万赛湖留影。
1921年春，经过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出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八互”原则。
第二部分
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对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说：“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开始时，军事指挥权依然掌握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手中，他们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筹莫展，造成战略撤退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其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强调红军失利的种种客观原因，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方向，得到了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毛泽东担任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根据今天中国战争长期性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各种区域的不同情况，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要机械的呆板规定，要有具体性与灵活性。
30日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接着又剖析抗战中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第一，联苏实现了，但是还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对苏联影响的扩大；第二，联共政策实行了，可是同时又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三，要群众，因为抗战需要群众，军队补充需要群众，粮食的供给需要群众，同时又统制民众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等等。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新四军的工作。1939年春，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立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解决新四军领导人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云岭，视察新四军。一到云岭，周恩来首先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不但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还找军部各部门座谈，听取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学习、军事训练、生活等情况。通过这种实地的观察和调研，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比原来只是通过电文往来所了解的，要清楚和具体得多了。
周恩来到新四军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改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陪同已到重庆的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他搞好同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又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于4月30日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首先系统地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接着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对此不加以区别的右的观点和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的“左”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领导权就是司令官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但也要防止在统一战线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右的错误是放弃领导权，“左”的错误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第三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登上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致宋庆龄信。
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座谈，解释道：“抗战胜利，为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和国民党和谈；和谈破裂，大打起来，我们还保留着代表团不撤退；即使在大打时也没有立刻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这次渡江前，江南人民觉得能不打、和平解决也好，我们又和国民党和谈，谈了近一个月，最后我们提出八条廿四款，各民主党派认为条件太宽大了，而反动派还不接受，我们就战斗过江。我们所走的路，使大家觉得有利。”
挽留张治中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日就前往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表示了恳切的挽留。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4月25日，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接代表，非但一个代表没有回去，张治中的夫人及家属九人也乘飞机来到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安排的。
第四部分
周恩来回忆中国的外交史说：“中国的反对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最后，周恩来说：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2月17日晚6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他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建国1周年庆祝大会上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朝鲜战争期间，耗费周恩来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聂荣臻回忆道：“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中国基础工业这么薄弱，去搞尖端，真是想入非非。
总理说，长工，我们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小点，第二步再扩大一点。一下子不要搞那么大。他说，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是要算账的，我们的外汇不多，一下子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照顾不了啦。你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的意见是减少三分之一。我国航空工业，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搞起来的。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一五”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为：（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地维持现状。对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对此秘而不宣。
1951年春，周恩来向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阐述了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之手上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54年3月，周恩来对准备接待英国工党访华团的北京干部嘱咐：英国客人来后，我们对“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同工商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以及如何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60年，周恩来结合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工作服务。
1963年，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对中共的港澳政策提出非难，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表明态度。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审定的重要文章《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文章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预言——“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我们相信你，你也相信我们。我们要制定一个协定，互相有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1960年1月25日周恩来接见班禅时的谈话。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两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1954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书面谈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它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1951年10月，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以为然。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19日，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根据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周恩来在上午会议上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在下午另作一个补充发言。在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在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台湾特务组织企图趁亚非会议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他们获悉周恩来将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后，策划了代号为“1号”的谋害计划。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在打扫卫生之际，将定时炸弹安放在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4月11日上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幸免于难。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片震惊。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一面安排调查事件的真相，一面依然如期前往参加会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议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周恩来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钱学森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次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他曾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和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历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1949年下半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所”的负责人，领导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他已被公认为是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参与研制美国的第一枚导弹，并获得美国陆军上校军衔。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抱着赤子之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决定回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50年7月，钱学森以探亲的名义向美国当局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由于他的身份特殊，美国政府拒绝让导弹专家回到共产党执政的红色中国。有人甚至说：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随后钱学森受到拘留，继而受到监视，时间长达5年之久。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深刻分析了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基于这一认识，提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论断。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等。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等开会研究解决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他指出：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指出：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第五部分
- 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十分艰难。但周恩来从来没有灰心过。他曾表示：我们希望在我们这辈子看到中国的完全统一，不过，我们并不想包办革命的事业，可以留给后一辈去完成的。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对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常常说：“急是无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 在1960年12月12日至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解释了八字方针的含义：“‘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但是，周恩来又指出：执行这八字方针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
- 1960年10月，在调运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青海省在要求中央调进粮食时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十分生气，严厉批评说：“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他当场指示“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会后，周恩来指定有关人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对此身体力行，以身作则。1961年初，淮安县委给周恩来和邓颖超送来一些家乡的土产。周恩来要秘书回信表示感谢，同时转告说：“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周恩来的秘书还把中央的有关通知寄去，请他们“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 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1961年3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
- 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面对共和国总理，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座谈后，张二廷向到家里做客的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每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代他看望这位农民朋友。
- 他提醒在座的文艺工作领导干部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
- 关于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政治标准应遵循文艺为工农兵、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但又强调：“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还强调说：“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 周恩来的讲话，处处体现了他所要求的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他说：“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
- 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 我们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1962年2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对过去的缺点错误揭盖子、找原因，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了一次大范围的“出气”会。其间，周恩来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在会议初期，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连续3天听取会议的发言，并在2月3日的小组会上发表讲话。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针对几年来浮夸、虚报等党风不纯现象，周恩来提出：“我们要提倡说真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周恩来分析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周恩来还将这个问题提升到党内民主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压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他强调说：“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周恩来切中时弊的深刻剖析，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反响和共鸣。
- 在2月7日的闭幕会上，周恩来再次发表讲话指出：国民经济各条战线的调整工作正在进行并有初步成效，但最为重要的是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他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既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也做了表率。他的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胸怀，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风，给了各级领导干部极为深刻的教育。
-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援助；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困境。受其影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有些外国人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第六部分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我在电话里问候周总理的时候，他还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谁知这次通话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能直接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了！
1月19日、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同志就军队要不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注）的问题，同江青、陈伯达、叶群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盛怒之下，叶剑英将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为后来老同志们开展更大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2月11日、16日，斗争达到高潮，时称“大闹怀仁堂”。老同志们主要围绕3个重大原则问题同中央文革成员据理力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问题，涉及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谭震林痛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二）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谭震林则指着张春桥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陈毅、徐向前也揭露康生、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旗号诬陷干部的手法。（三）要不要稳定军队。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多次责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革命，能不要军队吗？”为坚持真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老同志们大义凛然，坚定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你们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今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周恩来还请美国乒乓球队回国后转达他对美国人民的问候。
基辛格评价“乒乓外交”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着多层意义。描写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这是向白宫发出的一个信号。
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彪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纪要
“九一三”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此次事件中，周恩来充分表现出对党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并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纪要。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
谈判对手眼中的周恩来○尼克松：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周还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对细小的事情非常留神，但又不被琐事所缠住。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基辛格：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干部解除了囚禁，或得到及时救治和妥善安置。1972年4月，经他亲自审改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1973年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行前对医生如是说。
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风波”后，肯定了邓小平的做法，并且批评了江青。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在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称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指王洪文。——编者注）强”。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的谈话，只有他和周恩来两个人。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老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还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机组人员的回忆随周恩来飞赴长沙时的机组人员汪云回忆：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17日周恩来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天津代表团分组讨论时的谈话。
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
1971年12月，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关于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要求航空系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他说：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手术室前对邓小平如是说
1975年7月初开始，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还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连续发表讲话，指导各条战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做法，落实党的正确政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他对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编者注）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还特别有所寓意地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在其光辉的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976年1月7日周恩来弥留之际对吴阶平大夫如是说。
这时的周恩来，仍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
7月23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
8月24日，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经历过多次血与火、生和死的考验。他虽然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神态自若，没有表现出丝毫悲观失望和烦躁不安。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尽管如此，周恩来仍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面对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呼吸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的话。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
邓颖超的回忆早在1956年中央作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就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周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天安门诗抄》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决议”中郑重地写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
那时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恩来同志，有外宾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你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激励着我，使我无限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矗立起一座巍巍丰碑，永远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