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南雄之役，踏遍峻岭崇山，冰天雪地，历险如夷，血战后归来，衣物均尽，孑然一身，犹以为荣。” 上面这段话是南海十三郎对自己粤北从军经历的评价，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抗日从军的决心。 他并不是因为父亲的训诫，才如此义无反顾，而是本就满腔热血，视死如归。 历史上的南海十三郎 历史上的南海十三郎和电影中的形象，是有一些出入的。 因为想了解他的生平，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只在百度百科里，看到了一些叙述，但不够详尽，也不敢确定真假。 有张图片里的介绍，内容看起来倒是挺多的，可也就五六百字，查了它标注的出处《人物卷》，却没找到这本书。 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意外在广东政协网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南海十三郎生平的文章《“红绡夜盗寒江雪，痴人正是十三郎”——江誉镠的传奇人生》。 想到这是政府部门官网的内容，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我便认真研读了一番。 看完之后，不由得感叹，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电影里的情节更让人动容。 南海十三郎的生母杜氏本是江孔殷的外室，她十七岁在广州黄沙生下南海十三郎后，便不治身亡。 按说这样的出身，南海十三郎在江家本该没什么地位。 但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有多位爱国反抗清廷的革命人士被杀害，江孔殷参与了筹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的事，被清廷知道后抓去问罪，罪名是 “通盗之罪”。 江孔殷却辩称：“‘盗’‘杜’两字是同音误传，实际上是我与妓者杜氏有染。” 清廷没有真凭实据，最后只责备江孔殷行为不检，罚了他五千两白银。 从生死悬于一线到只罚钱，江孔殷捡回了一条命，对杜氏满是感激。 便让南海十三郎认祖归宗，还对他疼爱有加，南海十三郎一下子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人生就此改写。 我看有些资料说，江孔殷有十二房妻妾，其他家人见南海十三郎受宠，心存嫉妒，暗地里给他使坏。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假的，结合南海十三郎从小飞扬跋扈、敢作敢为的个性，他就不是会吃亏的人。 当年他还因为仗义执言，敢去烧校长的蚊帐，连他父亲江孔殷估计都拿他没办法。 再加上他的十一姐江畹徵其实很有才华，《燕归人未归》唱词“清明节，莺声切，往事已随云去远。几多情，无处说，落花如梦似水流年”，便出自她之口。 只是当时女子不便抛头露面，有些作品是署名在南海十三郎名下的。 真实情况应该和电影里的一样，一大家子相处得还算融洽。 说到江畹徵，在《岭南才女江畹徵情事》一文中可知，她少以诗才闻名，后嫁于汪精卫之侄汪希文，婚后一年，因患淋巴癌，不治逝世，年仅 30 岁，让人不胜唏嘘。 南海十三郎与陈马利的爱情故事 电影里的 “莉莉”，在历史上名叫陈马利。 两人并非是电影里演的，南海十三郎苦苦追求，像个痴汉。 事实上，陈马利的弟弟陈让是南海十三郎的小学同学，这位同学不幸去世后，南海十三郎感念两人的情义，每每想起都很难过，便时常去同学家探望，就这样和陈马利相识了。 每次谈起去世的陈让，两人都满是悲伤，也算抱团取暖、共诉哀肠，久而久之，便互相看对了眼。 后来，南海十三郎去香港上学，两人靠书信往来，感情愈发深厚。 可陈马利的父亲是个学者，觉得南海十三郎学业未成，又是世家子弟，不知稼穑艰难，担心两人相恋会荒废学业，便让陈马利返回北京。 上面的 “不知稼穑艰难”，说白了就是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觉得南海十三郎不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 陈马利返回北京后，两人虽然南北相隔，却依然书信不断，情义未变。 可没过多久，陈马利染上了肺病，病情越来越重。 为了不耽误南海十三郎，她主动提出分手，不再和他联系。 南海十三郎看到信后自然不同意，还打算假期去北京见她。 可陈马利又来信说，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形容枯槁，不想以这样的模样见他，只想给南海十三郎留下最好的印象。 第二年，南海十三郎从香港大学退学，打算转去北京的医学院继续学习，他途经上海，准备再北上时，却接到了陈马利的死讯。 他一下子心灰意冷，既没北上，也没回广州，就一直待在上海。 在上海这一年，南海十三郎一事无成。 也是在这一年，他恰巧碰到了陈马利的同学张慧梅。 张慧梅是粤籍上海商人的女儿，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院。 她见南海十三郎因陈马利的死而意志消沉，便对他说： “陈马利生前有个夙愿，希望有个痴心男子能以她的生平为蓝本，写一部文艺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剧本都好。” 南海十三郎听后，便为陈马利创作了《梨香院》（上下卷），以此表达自己的心意，至死不渝。 在我看来，张慧梅说的 “陈马利的夙愿” 不知是真是假，总觉得是半真半假。 如果是真的，对南海十三郎而言是莫大的动力。 如果是假的，这个善意的谎言，能把南海十三郎从泥潭里拉出来，也足见她的心肠之好。 说回电影，如果把这段真实的感情故事搬上银幕，替换掉电影里莉莉的情节，我觉得会更感人。 电影里的莉莉，其实没什么错，可观众看电影时容易上头，会觉得这个女人不知好歹，在玩弄南海十三郎的感情。 可实际上，是南海十三郎苦苦追求，莉莉本就不喜欢他，怎么能怪到人家头上呢？ 说真的，要是按现实中的故事来拍就好了，估计能赚一波观众的眼泪，也能让后来南海十三郎的 消沉疯癫更有说服力。 因为在没看到这段真实故事之前，我还觉得大丈夫何患无妻，觉得南海十三郎苦苦追求别人，从广州追到上海，人家都嫁作他人妇了，还在那悲春伤秋，困在无谓的情爱里，格局太小，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至于吗？ 可没想到，现实中的故事竟如此催人肠断。 我现在光是回想这段故事、敲这些文字，心里都突然觉得很难过。 两人情深意切、重情重义，心里都只有对方，凡事都为对方着想，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 南海十三郎投身抗日的从戎生涯 再说说南海十三郎的从戎生涯。 ...

读后感 “存在先于本质” 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提出的重要哲学观点。 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 想象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来到世上，这就是 “存在”，你首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成长过程中，你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图案、书写故事，这些选择和行动就构成了你的 “本质”。 比如，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面临职业选择。 他可以选择去当老师，通过不断备课、授课，关爱学生，逐渐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知识渊博的教育工作者，这就是他通过选择和行动塑造出的 “本质”。 他也可以选择创业，在商海中拼搏，经历成功与失败，塑造出勇于冒险、有商业头脑的 “本质”。 他不是生来就被定义为老师或者企业家，而是先存在于这个世界，然后通过自身选择和行动，才赋予自己相应的本质。 这一观点强调人的自由和责任。 因为我们的本质由自己创造，所以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是我们的选择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就像画家要为自己在画布上创作的作品负责一样，我们要为自己人生这张 “画布” 上呈现的一切负责。 听起来很唯心主义，很像《了凡四训》里提到的，人生来并非是定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 这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你不可以光有选择，而不去承担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都由你负责。 毕竟，人们习惯于在错误的结果面前，从别处寻找借口，而不是直面自我的抉择。 并且，要明白不要怀抱希望行动。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这一点就很像斯多葛派的观点，一些事情我们能控制，另一些则不能。 在书中，萨特还提到，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 人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厄运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在于你怎么看待。 这一点也很像斯多葛派的观点，伤害我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萨特还认为，不是情感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定义了这种情感。 书中有一个例子，男子是要陪母亲在家，还是选择去参军。 如果说因为爱自己母亲选择在家，那他用什么证明呢？只能真的是陪自己母亲在家这个行动来证明。 那他同时也就没办法证明，他真的是想要参军的，即便他内心深处确实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想要陪自己母亲的这个情感，和他为了逃避参军，选择陪自己母亲这个私心，在外人看来，行动是一致的，都是陪自己母亲，但是，这两者的意图并不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例子，我自己的理解是，还是强调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一要点，而不是推卸责任和找借口。 比如，我是因为爱自己母亲，所以选择陪她，才不选择参军的，你要理解我的苦衷。 但是，对于别人而言，是没有义务去理解你的苦衷的，从一开始，你就已经选择了，所以是什么结果，都应该要面对和接受的，而不是要求和指责他人。 这让我想到了薛定谔的猫，在你没去选择之前，你可以是陪母亲在家，也可以是去参军。 但是，在你做出选择之后，你只能是陪母亲在家或者去参军，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正如，人们无法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能既要又要，那我们就要谨慎对待做出的选择，以及想明白选择的后果，是否可以承受。 但只要你做出选择，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摘抄 让-保罗·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 是什么使他这样深深受到法国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文学？他的哲学？还是他的一系列正义的言论和行动？回答是这一切都包括在内。 在他说来，先是有人，然后通过人的自由选择的行动，人才成为他那样的好人或者恶人。英雄或者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的主动选择使他成为英雄或者懦夫。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论点。 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 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则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没法避免选择，他不选择也等于作出选择。所以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即使不能有力地树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至少可以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而这种哲学在经受过法西斯铁蹄蹂躏、精神状态处于瓦解状态的欧洲，是有其一定的吸引力的。 晚近。 存在先于本质——或者不妨说，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 裁纸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制造出来的物件，又是一个达到某一固定目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质，也就是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作的自觉决定。 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主观主义一方面指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 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模铸自己形象的同时我们要存在下去，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对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我们的责任因此要比先前设想的重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 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会随即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 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 人的确是被逼处此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仍旧自由自在，并且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人是人的未来。 康德的伦理学说，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 如果我和我母亲呆在一起，我就是把她当作一个目的，而不是当作一个手段：但是根据同样理由，那些为我战斗的人就有被我当作手段的危险；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去帮助那些战士，我将是把他们当作目的，而犯了把我母亲当作手段的危险。 如果价值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价值太抽象了，没法用它来决定我们目前所考虑的特殊的、具体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 当我看见他时，他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如果我觉得非常爱我的母亲，愿意为她牺牲一切——诸如报仇的意志，以及一切立功立业的渴望——那么我就同她呆在一起。如果相反地，我觉得对她的感情不够深，我就走。”但是人怎样估计感情的深浅呢？他对母亲的感情恰恰就是以他站在母亲这一边来衡量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某个朋友爱到可以为他牺牲，或者牺牲一笔钱的程度，但是除非我这样做了，否则我是无法证明我爱他到这样程度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母亲爱到同她呆在一起的程度”，但只有我真正同她呆在一起时才能这样说。我要估量这种感情的深浅，只有付诸行动，以行动来说明和肯定我的感情的深浅。但是如果我再援引这种感情来为我的行动辩护，那我就是卷进一种恶性循环。 正如纪德说得好，一种伪装的情感，一种真挚的情感，两者是很难区别的。决定爱自己母亲而同她呆在一起，和演一出喜剧其结果是同母亲呆在一起，这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 情感是由人的行为形成的；所以我不能参照我的情感来指导行动。而这就是说我既不能从内心里找到一个真正的行动冲力，也不能指望从什么伦理学里找到什么能帮助我行动的公式。 在你选择一个人向他请教时，你作这项选择就已经承担责任了。如果你是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请教一位牧师；但是牧师里面有法奸，有参加抵抗者，有等待时机者；你选择哪一个呢？这个青年如果选择一个参加抵抗的牧师，或者选择一个法奸牧师，他事先就得决定他将会得到什么忠告。同样，在来找我之前，他也知道我将会给他什么忠告，而且我只有一个回答。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 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 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还得我自己去理解这些标志。 人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厄运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他还是去当木匠，或者参加革命的好。不过，就解释标志这一点来说，他是承担全部责任的。这就是“听任”的涵义，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而随同这种听任俱来的就是痛苦。 至于“绝望”，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极其简单的。它只是指，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一个人不论指望什么，这种可能性的因素总是存在的。 没有一个上帝或者什么先天的规划能使世界和它所有的可能性去适应我的意志。 当笛卡儿说“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世界”，他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即我们不应当怀着希望行动。 我不能够依赖我不认识的人，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 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 说实在话，事情是由人们决定要怎样就怎样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将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呢？不。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的承担责任行事，根据那个古已有之的公式：“从事一项工作但不必存什么希望。”这也不等于说我不应参加政党，而只是说我不应当存在幻想，只应当尽力而为。 如果我问自己：“这样的社会理想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呢？”我没法说，我只知道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 许多人郁郁不得志时只有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办法，那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这人碰见的事情总是不顺手，否则我的成就要比过去大得多。诚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我真正爱的女人，或者结识过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不过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值得我结识的男人，或者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女人；如果我没有写过什么好书，那是因为我过去抽不出时间来写；还有，如果过去我没有什么心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找到可以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所以我的能力、兴趣和能够发挥的潜力，是多方面的，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因此决不可以仅仅根据我过去做的事情对我进行估价；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等闲的人。”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 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如果有人攻击我们写的小说，说里面描绘的人物都是卑鄙的、懦弱的，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的作恶者，那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卑鄙的、懦弱的、恶的。 假如像左拉一样，我们把这些人物的行为写成是由于遗传，或者是环境的影响，或者是精神因素、生理因素决定的，人们就会放心了；他们会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谁也无能为力。” 存在主义者在为一个懦夫画像时，他写得这人是对自己的懦弱行为负责的。他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懦弱的心，或者懦弱的肺，或者懦弱的大脑，而变得懦弱的；他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生理机体而变成这样的；他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懦夫的。 世界上没有懦弱的气质这样东西。 使人成为懦夫的是放弃或者让步的行为；而气质并不是一种行动。一个人成为懦夫是根据他做的事情决定的。 人们喜欢的是，一个人天生就是懦夫或者英雄。 如果你天生是个懦夫，你就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因为你对此毫无办法可想，而且不管你怎样努力，你将终身是个懦夫；而如果你天生是个英雄，你也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你将终身是个英雄，像一个英雄那样吃吃喝喝。而存在主义者却说，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的全部。 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而惟一容许人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 我思故我在。 为了说明可能性，人必须掌握真理。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到自己。 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了别人。 人的历史处境是各不相同的：人生下来可以是异教社会里的一个奴隶，也可以是一个封建贵族，也可以是一个无产阶级。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生存在世界上所少不了的，如不得不劳动和死。 这些限制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或者说，既有其主观的一面，又有其客观的一面。客观是因为我们到处都碰得见这些限制，而且到处都被人看出来；主观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而如果没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联系这些限制而自由地决定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这些限制就是毫不足道的。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 先讲第一种：说不管我们怎样选择都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某种意义上，选择是可能的，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我总是能够选择的，但是我必须懂得如果我不选择，那也仍旧是一种选择。 我们的看法是，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他或者仍旧独身，或者结婚而不生孩子，或者结婚并且生孩子。反正，不管他怎样选择，鉴于他现在的处境，他是不可能不担当全部责任的。当然，他选择时用不着参照任何既定的价值，但是责备他随心所欲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妨说，道德的抉择比较像一件艺术品的制作。 这话先说清楚；然后我们问，当一个画家作一张画时，可有人责备他不按照先前建立的法则作画的？可有人问过他应当画什么画呢？谁都知道，没有什么预先说清楚的画要他画的：画家自己从事作画，而他应当作出的画恰恰就是他将会画出来的那张画。谁都知道先天的艺术价值是没有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一张画在布局上，在创造的意图与成品之间，是有好坏可言的。谁也说不了明天的绘画将是怎么样的；谁也不能在一张画完成之前对它说长道短。 不论是懦夫或者小人，离开了存在先于本质的严格可靠性这个水准，都是无法识别的。 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 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连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正确证据也救不了他。 每个人都认为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无论什么，只要与他，或者与他所属的社会团体利害有关的事，都是在取得实现的过程中，而且对他和构成他那个社团的人们也必将是有利的。 绝望不是希望的对立面。 每个人，在他每时每刻都怀有的理论的或实际的——例如涉及政治或教育的问题等——目的之外，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一个我想称之为超越一切的或者绝对的目的，而所有这些实际的目的只有在与那个目的相关联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一个人的行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因人而异，但又都具有这种特质：它是绝对的。因此，不仅是失败，希望，在下面这个意义上也是为这个绝对目的所制约的：那就是真正的失败关系到这个目的能否实现。 我相信我或多或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它有多大价值就是多大价值。 不管怎样，在历史的许多运动中总有一种运动会慢慢地引导人认识自己。于是，本来会在过去实现的一切就会发生，就会具有一种意义。比如，我所写的作品。那就是给予我们所做出的一切以一种不朽。换句话说，人们必须相信进步。而这或许是我最后的一句天真的话。 人们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并没有真理，并且也不指望有真理；政党自有其目的意图，并向某个方向进展：一个同路人，确切的意思就是“一个试图在这个党的组织之外思考问题而希望党能利用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一个真正选定的机构，在那里每个人（person）都将成为人（man），其中一切集合体都同样地富有人性。 你不妨注意这一点：尽管你以掩藏自己的存在而谈论我这种方式参与这次对话，我们仍然是在一起进行的。 在只有一个作者的时候，思想就带有它自己的印记：一个人进入作者的思想，这个人就循着那位作者已经探出的那些道路行进，尽管这个思想是普遍的。 我们共同形成的这些复性的思想总是给予我一些新的东西——尽管从一开始我表示赞同过。我曾想不管你能说什么来改变我的一个观念，不管你说的是你的反对意见或者是一种对观念的不同看法，等等，那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不再把我放在一种从一张纸的后面想象出来的公众面前了——我以前经常这样——而是放在那种能引出我的观念来的反作用的面前。 政党制度是左派的死亡。 可是那时虫子已经在果实里了。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遇到有些个人或者团体似乎在追求同一个目的，这样就把他们团结起来，说同样的一些事情；但是慢慢地情况变得明显起来，他们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原因就在于意图不同。他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团体之间看来具有共同之处的后面各有他们自己的真理，结果明显的是，一切团体所共同持有的是一种或多或少是模糊的概念而不是目的本身。 革命的联合迄至目前为止始终是误会而已。 不，缺点是在目的之中，是在果实里的虫子。 意图是超越历史的。 它在历史中出现，却不属于历史。 叛乱者或革命者一向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们无法命名或者没有看清楚却想实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必须设法加以解释的问题。 在氏族里我们都是兄弟，与我们都是同一个女人所生是一样，这个所谓同一个女人是以图腾代表的。他们从这个女人的子宫里诞生出来，从这个意义说他们都是兄弟。在这一点上，到底是哪一个个别的女人，不是问题所在。她只是一个女人，有生育的子宫，有哺育的乳房，或者还有负载孩子的背部。这个母亲可能就是一只作为图腾的鸟。 神话总是属于过去的。 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的“不适”的处境，还有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因为那是所能采取的最简便的一种态度。对于我，法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物。就我来说，反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愉快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示威者需要他的敌人，正像两片嘴唇要分裂就互相少不了一样。 这种关于团结的独特观念是否已经标志了兄弟经验的衰退呢？这中间有互相损害的宗派，惰性，对于解决长期潜在问题的软弱无力；在这方面，人们使用了理想的武器：憎恨另一方——1789年的贵族阶级或在伊朗的美国人。实际上，对于统一的明确接受已经停止，而求助于通过攻击以前的力量而产生的这种消极的团结形式，则是掩盖这种衰退的一个方法。这是革命政治的反常运用。 当一群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神秘的团体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知道他受到威胁了。 我写我所想的。 救世主主义是只有犹太人才能以这种态度设想出来的一种重要思想，但是它能被非犹太人利用来达到其他目的。 我们永远不会结束战争，我们没有任何目标，只有人民为之斗争的那些个别的目标。人民开始进行小型的革命，但是没有一个为人类而奋斗的目标，没有能引起人类关注的东西，有的只是分裂。

“任惜花，你编的什么剧本？中国有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 在影片中，南海十三郎翩翩公子，潇洒自如，行为举止还是很得体的。 最多就是经常有话直说，得罪过不少人。 但是，像这样这么生气，甚至要动手打人的，还是第一次。 抗日战争期间的坚持 1938 年 8 月 23 日，日本鬼子轰炸上海市区，广州也危在旦夕，所有戏班都解散了。 南海十三郎来到了大后方，加入了第七战区，前往曲江写剧本劳军。 他写的剧本，不再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而是振奋人心、民族自强、保家卫国的故事。 可偏偏有个叫任惜花的人，在旁边搭台唱戏，写的剧本都是在打擦边球。 要么让一个女人穿古装在台上搔首弄姿，大唱靡靡之音；要么是让三个女人穿超短裙，在台上跳高抬腿的舞蹈。 引得台下士兵喜笑颜开，大喊 “露大腿了，真白呀！真要命啊，快去看啊！”。 这一幕似曾相识，和《三毛从军记》中上海名媛劳军演出的效果，并无二致。 这彻底惹毛了在旁的南海十三郎，他直接上台，大骂任惜花 “扰乱军心、荼毒生灵”。 任惜花也不甘示弱，也上到戏台来，回嘴南海十三郎道：“观众没我多，就来这里撒野？” 南海十三郎怒气冲冠，朝着任惜花的脸上就是一拳，大骂 “狗汉奸”。 两人扭打在一起，最后被众人拉开了。 出事情了就要协调，任惜花上司余将军，给南海十三郎面子，说只要他给任惜花赔礼道歉就行，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任惜花翘着二郎腿，神情嚣张，坐着等南海十三郎倒茶赔礼道歉，还训话南海十三郎思想陈旧，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搞什么忠贞守节。 南海十三郎耐着性子，本来都想道歉了，却还是没忍住，换了一杯热茶直接泼到了任惜花脸上，骂道： “做戏也做人，戏要启示人生一条正确的路。我的戏全都是导人向善，教人有始有终、顶天立地！”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南海十三郎无论身处何等艰难境地，都不曾改变半分志向，那就是硬怼这世上不忠不义、不善不公之事。 但是，这样的性格，都太过于锐利了，就好像一把尖刀，一不小心就会刺伤他人。 虽然被他刺伤的大抵上不会是什么好人，但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再者，很多事情对错本就模棱两可，见仁见智，这样一来，南海十三郎为人处世方面的名声就急转直下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戏班重新组场开场，可南海十三郎因为打人事件，再加上恃才傲物、脾气实在不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不找他写剧本了。 即便真有人找他写剧本，他也坚持己见，不管什么题材，最后都写成主张奋起抗日、宣传爱国精神的内容。 很多老板觉得终于打完仗了，老百姓对战争谈虎色变、噤如寒蝉，实在是不想再看到这些题材。 这样的剧本不会卖座，便不能接受南海十三郎的改编。 可南海十三郎偏不吃那一套，只留下这样的话，要么接受，要么就不要找他写剧本。 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了。 后来，他的侄女梅仙邀请他写战争爱情片剧本，可因为导演篡改剧本，南海十三郎怒不可遏，直接翻脸，痛骂导演不懂装懂，还说 “这场戏不准上映”。 双方剑拔弩张，就要大打出手，幸亏梅仙及时阻拦，从中调和，才缓和了冲突。 南海十三郎破门而出，头也不回。 从此，再也没有人找南海十三郎写剧本了。 “雪山白凤凰”的象征意义 影片开头，南海十三郎报警说自己的鞋不见了，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自己的名字是五个字，本来以为是 “南海十三郎”，结果是 “雪山白凤凰”。 从一开始就铺垫了这个雪山白凤凰，作为观众，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随着故事讲到后半段，南海十三郎疯疯癫癫，邋遢不堪，俨然是一个流浪汉的模样。 但是，在他的怀里，始终把一幅画带在身上，那就是《雪山白凤凰》。 南海十三郎偶遇昔日好友、粤剧名伶薛觉先时，对方想帮助他，他却拒绝道： “洗身不如洗心。” 此时他仍紧攥着这幅白纸画《雪山白凤凰》。 从这里已经开始点题，这幅《雪山白凤凰》对于南海十三郎而言，意味着什么。 等到在茶馆，被伙计夺去，打开这幅《雪山白凤凰》，我们才发现，这原来只是一张白纸，除了上面题字 “雪山白凤凰”，其他就是一片空白，什么内容都没有，压根就不是一幅画。 但尽管纸张破旧泛黄，南海十三郎却视若珍宝，不准任何人触碰。 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小乞丐，南海十三郎还把这幅《雪山白凤凰》贴在墙上，两人一同欣赏。 小乞丐还随声附和着，这凤凰画得可真不错，好像会飞一样，这凤凰老啄自己身上的毛？还有个凤凰蛋呢，好大啊，糟了，雪山的雪融化了。 南海十三郎说道：“当然了，三千年下一次蛋，当然大了。” 1984 年冬夜，74 岁的南海十三郎冻死在香港街头。 警方在他身上发现那幅《雪山白凤凰》的白纸画，将其盖在他脸上，并为他穿上鞋子。 至此，《雪山白凤凰》这幅白纸画对于南海十三郎而言，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从前的南海十三郎，英俊潇洒、风光无限，身体里装着一颗赤子之心。 现在的南海十三郎，疯疯癫癫、穷困潦倒，身体里装着的，同样还是那颗赤子之心。 ...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言简意赅。 短短八个字，南海十三郎就讲清楚了自己对于创作的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而不是去模仿别人。 南海十三郎的教学理念 “我可不一样，我的时代跟你的时代不同。看我戏的人，十个有九个是文盲，唱词深一点也听不明白。” “眼光放远一点，观众的水平会越来越高，写得像我那样有个屁用呀？”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影片中，唐涤生拜南海十三郎为师后，跟随南海十三郎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唐涤生写的剧本一直在模仿南海十三郎的风格，南海十三郎便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南海十三郎是真的有点东西，还是很有格局的。 自古以来，为人师者，对待徒弟，无外乎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怕徒弟比自己厉害，害怕徒弟学习了自己全部的技艺，然后不受管控，不听自己的话，不再为己所用了，甚至可能被取而代之。 说又说不听，打又打不过，这下就完犊子了。 主动权交给徒弟，就要看徒弟有没有良心。 这就是所谓的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这种情况，在很多武侠小说中尤为常见，比如武功秘籍，虽然传给了徒弟，但还是留了一手，大招是不教给徒弟的。 这一点在职场上也很常见，很多刚入职的新人，请教老员工工作上的问题，老员工要么懒得搭理，要么说得云里雾里、点到为止，不会全盘托出。 生怕对方知道了，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这不就是吃力不讨好吗？无非是下面这三种情况： 我教你，你学会了，把我挤下去了； 我教你，你学会了，不把我挤下去，却开始对我趾高气扬，觉得理所当然； 我教你，你学会了，不把我挤下去，也还敬重我，平时点个外卖、奶茶什么的，但我缺你这杯奶茶吗？ 我何必没事找事？反正都是赔本的买卖。 另一种情况是，巴不得徒弟比自己厉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浪就该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南海十三郎就是这种情况。 从他对唐涤生说的那些话就能看出来，他一直想要的，就是希望唐涤生往后的发展比自己厉害。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以及在局限性之下采取的、显得妥协的处理方式。 但现在时代变了，唐涤生不应墨守成规，理应顺应时代，抛弃旧时代的陋习。 找到和选择一种更有创新、有生命力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南海十三郎为什么同意唐涤生的拜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想明白，南海十三郎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招收徒弟？ 可能在他看来，徒弟只会是师父的影子，时代都变了，再学自己这一套不会有出息。 也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脾气太差，没人能忍受。 影片中就展现过南海十三郎脾气差的一面，南海十三郎的创作方式是，自己负责唱，然后安排三个人负责手抄唱的剧本，但因为南海十三郎唱得太快了，三人就抱怨南海十三郎 “能不能唱慢点，都跟不上了”，南海十三郎听闻，直接大骂对方是废物，这都跟不上，要你们做什么？三人破口大骂，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但在我看来，最可能的原因是，他遇不到敢于反抗权威的人。 试想一下，南海十三郎声名远播，旁人对他马首是瞻，如果有求于他，巴结还来不及，谁敢对他说一个“不”字？ 可在南海十三郎看来，这样的人没有一点志气，正如《伪装者》中王天风说的 “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人就算表面再怎么谦卑，内心深处也应该是谁都不服。 表面谦卑、和气是为了在人际交往中避免无意义的纷争，但独处时，就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所以，唐涤生拜师时，南海十三郎就在试探他了。 那杯吐了口水的茶，到底喝还是不喝？ 这让我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忍辱，终得复仇。想到蒲松龄的《自勉联》有言：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还想到《寻秦记》中的连晋，右手残废后，为学嫪毐的左手刀法忍辱负重，真在粪坑里待了几天。但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把乌廷芳送给嫪毐，行径卑劣，算不上好例子，这里就不过多拓展了。 唐涤生选择喝下那杯有口水的茶，可南海十三郎打断了他。 在唐涤生看来，这像是在戏弄自己，而南海十三郎还说：“就是故意戏弄你的！拜师？门都没有！” 唐涤生终于怒不可遏，指着南海十三郎痛骂，说有生之年一定要比南海十三郎更厉害、更出名。 南海十三郎心里很高兴，同意了他的拜师。 我现在在想，如果唐涤生直接打翻茶杯、大骂南海十三郎，南海十三郎是否会同意拜师？ 正所谓 “士可杀不可辱”，他或许也会同意。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测试唐涤生，到底有没有敢作敢为、挑战权威的勇气？ 唐涤生拜师，南海十三郎收徒，表面上是南海十三郎选择了唐涤生，实际上，是南海十三郎选择了自己。 模仿与创新的关系 说到模仿他人，我想到了周杰伦的《红模仿》，这首歌就是在讲模仿他人这件事情： 我常常在想宇宙只有一颗太阳 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 这么像 战胜幻象 和我一样 喜欢模仿的朋友们 崇拜是件好事 欣赏是种美德 但走在我后面 我很担心 ...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南海十三郎对薛觉先说的。 “我们君子之交，就凭这一杯茶。”这是南海十三郎对唐涤生说的。 在南海十三郎的编剧生涯里，薛觉先和唐涤生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一个是伯乐，一个是爱徒。 在他意气风发的前半生中，与这两人相识相知的那一段时光，应该是非常快乐的。 与薛觉先的知遇之恩 据史料记载，南海十三郎从小就对粤剧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平时讲话都不免来一两句唱腔。 出于这份热爱和潜心钻研，南海十三郎在粤剧上的造诣颇深。 影片中，南海十三郎常去听戏，又因坐在前排，立马就发现了，戏台上正在表演的薛觉先，出现了失误。 演出结束之后，南海十三郎直奔后台，想要见到薛觉先，一来是指出刚才台上出现的失误，二来是毛遂自荐，向薛觉先推荐自己编写的剧本《寒江钓雪》。 这个举动在薛觉先剧团人员看来，分明就是来找麻烦的。 薛觉先何许人也？他是粤剧史上的一代宗师，与梅兰芳并称 “南薛北梅”，资历摆在那里。 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辈当众挑刺，在众人看来真是不知抬举。 南海十三郎一下子就被推了出去，连薛觉先都拦不住。 后来，薛觉先看过剧本《寒江钓雪》之后，大喜过望，感叹此乃上乘之作。 又听闻此人是太史公家的十三公子，忙不迭要登门拜访，邀请南海十三郎加入他的 “觉先声” 剧团。 被一个不知名的毛头小子当众指出问题，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极力劝阻手下不要乱来，实属难得。 之后还真的去看了别人自荐的剧本，只能说物以类聚，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薛觉先礼贤下士，待人宽厚，为人是十分有格局的，实不负大师之名。 影片中，南海十三郎的父亲江孔殷听闻薛觉先要来，大摆宴席，特意大开中门迎接，这是很高的待遇了。 2021 年，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上打入男子 100 米决赛，以 9 秒 98 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亚洲第一飞人” 实至名归。 他回到中山祭祖，去祠堂上香时，也是大开中门。 通常，只有很重要的事情，才可以开这个中门，平时大家都是从侧门进出，还是很讲究的。 薛觉先与南海十三郎可谓一见如故，立马邀请南海十三郎来自己剧团当编剧，并说道：“我唱的都是大仁大义之戏。” 南海十三郎大喜，回应道：“我作的都是有情有义之词。” 此后，两人合作推出了很多佳作，引得满堂喝彩，南海十三郎名声大振，“南海十三郎” 之名也开始为世人所知。 影片中，当时的广东戏剧界，有 “觉先声” 剧团的薛觉先、“和平剧团” 的马老大和千里驹三足鼎立的说法。 “和平剧团” 的马老大想过来挖南海十三郎，说可以给更多的报酬。 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笑，这个用 “给更多钱” 挖人的手段也太笨了吧？ 南海十三郎本就是公子哥，本来就不缺钱，拿这个作为突破口，实在是没脑子。 南海十三郎回应道： “现在薛马打对台，势不两立，如果我过去了，现在这帮兄弟怎么看我呢？” “薛五爷对我有知遇之恩，不管你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 这便是“士为知己者死”。 南海十三郎的这些作为，让我想起了《柯南剧场版：独眼的残像》中提到的 “漆身吞炭” 典故。 想起了 “伯牙绝弦” 里俞伯牙和钟子期知音难觅的故事。 也想起了 “不食周粟” 中伯夷和叔齐宁死不吃周朝粮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的故事。 能用这些典故来形容南海十三郎，在我心中，对他是十分肯定的了。 “君子之交，就凭这一杯茶”的师徒情 随着南海十三郎在粤剧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恃才傲物的特性也开始显露出来，为人处世多了几分狂放不羁，很容易得罪人。 但他毫不在乎，或许他一向如此，并非成名之后才变成这样，有话直说，不留情面。 有个叫唐涤生的小伙子，毕业于上海美专，慕名前来想要拜南海十三郎为师，可南海十三郎并不同意，说自己从来不收徒弟。 但唐涤生再三坚持，表明自己对他仰慕已久，南海十三郎拗不过，让他倒杯茶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