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译本序 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 “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 “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 “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向。” 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是什么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 “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 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他乖乖地回家去。 他的侄女的话最能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她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极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权力主义”），这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 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一部 老大哥在看着你。 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 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又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 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 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 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不论他是写了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 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 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己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 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 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 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 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 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曼大王或者恺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 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 “到二〇五〇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灭。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 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 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第二部 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已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仅此而已。” 他想到，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因此突然对她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他真希望他们两人像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不过是公开的，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儿，买着家用的杂物。他尤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做爱不可。 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在同她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统而又不知正统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像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始即是终，终寓于始。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使那孩子或她自己逃脱死亡；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 “无产者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