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生活》

导言 我们可以这样说:塞涅卡的立场就是斯多亚派的立场,但某些个人的特点同样清晰可辨。 芝诺 幸福在于内在的统一与生活的和谐,而对于这一内在统一与和谐来说,同本性相一致的生活是其必要和充分条件。 理性首先必须在其中证明自身的领域是对事物善恶的评估。在伦理学研究的范围中,这也是不同哲学学派最为清晰地展示彼此差异的领域。斯多亚派的思想虽然复杂,但立场鲜明。唯一真正的善好(bonum)是道德的善好,亦即德性,唯一真正的败坏(malum)是道德的败坏,亦即恶习。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中性的(ἀδιάϕορα, indifferentia)。幸福的生活,与本性相一致的生活,理性引导的生活,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导向作为唯一的善好的德性。 修辞能力被看作文学——审美文化的本质所在,而这种文化本身——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在向公众雄辩(declamationes,本义为练习讲演)的过程中展示修辞能力,这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不再可能实现的对政治决策的积极参与。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种新的修辞风格得到发展,而且这种风格影响到当时的文学(散文和诗歌),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这种风格受到特殊条件的制约——同法庭演讲相反,雄辩的宗旨不再是通过说服而实现某个特定目标,而是仅仅要在此刻并且是为了此刻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吸引听众。因此,这些讲演的宏观结构变得不再重要。关键的是演讲包含精彩而令人难忘的片段,让听众一听就能有所理解。恰如其分的隐喻、机智的双关语、出乎意料的笑点、隽永的警句,成了这种新派修辞术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所青睐的手段。 “你……培植德性也无非是因为希望从中获取某种享乐”。 没有人能够快乐地生活,除非他同时也正派地生活。 “让德性先行,让享乐跟随”。 “真正的快乐建立在德性之上”。 热衷于哲学的人心灵不受财富羁绊。 财富不是善好,但是有用。 某些德性需要鞭策,有些德性需要缰绳。 当作者试图向读者建议某种生活方式时,他自己的生活同他的教导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成了尤为急迫的问题。 享受这些事物并不会妨碍不受它们羁绊的独立性,而且一旦境况变化,哲学家会毫无顾虑地将它们抛弃。 当塞涅卡明白如何离弃权力和财富这些值得偏好之物时,他最终也懂得了如何离弃生命这一值得偏好之物。随着皮索的密谋败露,塞涅卡被赐自缢,他坚定地、毫不犹豫地服从了这项命令。 论幸福生活 获得幸福的生活如此之难,以至于一个人——如果他在路线上犯了错误——越是急切地走向它,他离它也就越遥远。如果那条路通往相反的方向,速度本身将会成为更大距离的原因。 当我们东溜西逛,不追随领路人,而是听从那些呼唤我们前往不同方向的人的嘈杂的呼喊和喧哗时,生命将在歧途上消磨殆尽;这生命是短暂的——即使我们日夜操劳以图获得善好的心灵。因此,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方向和途径,而且不能没有一位有经验的、探索过我们所前往的领域的人作为向导,因为这里的条件和其他旅途不尽相同:在那些旅途中,有标记好的路线,还有可以咨询的当地居民,不让我们走错;但是在这里,正是最常走、最热闹的路最具有欺骗性。 我们不能像羊群那样追随先行的群体,不朝着当去之处,而朝着众人所去之处前行。然而和以下这种行为相比,没有任何行为能把我们引入更大的败坏,那就是按照传闻行事,认为最好的就是那些受到热烈欢迎而被接受的事物,并且用许多的先例代替良好的范例,不根据理性却通过模仿来生活。 没有哪个人在自己跌倒时不把另一个人也带倒在自己身上,前面的人导致了其追随者的覆灭——在生活中也到处可见。没有人犯错误仅仅影响自己,他也是其他人错误的原因和始作俑者。因为效法前人是有害的,而且,当每一个人都宁愿轻信而非判断时,那么关于生活就从来没有判断,而常常只有轻信;而手手相传的错误把我们转来转去并掀翻在地。因为盲从他人的先例,我们走向毁灭;我们将会得到治疗——只要我们脱离众人。 人类事务并没有安排得那么好,以至于更好的东西取悦更多的人:大众是最坏之物的明证。 让我们探究什么事做起来最好,而非什么事大家最常做,以及什么事使我们拥有永恒的幸福,而非什么事得到群众——真理最坏的阐释者的赞同。 一切我至今所做的,我宁愿没有做;一切我以前所说的,当我再次想起时,就嫉妒哑巴;一切我以前所想要的,我视之为仇敌的诅咒;一切我以前所畏惧的,善好的诸神啊,比起我以前所欲求的,是多么无足轻重!我曾与许多人为敌,又从怨怼回到友谊——如果恶人之间也存在任何友谊的话;然而我和自己还没有友好相处。我曾倾尽全力让自己出类拔萃,并且靠着某样天资声名远扬,然而除了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并为那些怀有恶意的人指明能刺痛我的地方以外,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看见那些赞美有口才者、追捧有财富者、奉承有影响者以及吹嘘有权力者的人了吗?他们所有人,要么是敌人,要么—这是一样的—可能成为敌人。有多少人仰慕你,就有多少人妒恨你。我为何不去寻求一些事实上善好的、我可以感受到的而非用来炫耀的东西?那些被人注目、令人驻足、使人惊异地相互指点的东西,其实是外表光鲜亮丽,内里悲惨可怜。 幸福的生活是顺应自身本性的生活,使它出现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心灵首先要健康且永葆康泰,进而要勇健有力,然后要完美地忍耐,顺应时势,关注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事物却不过分焦虑,最后要留意另一些为生活提供方便的事物,但不对其中任何东西过分着迷,利用命运的礼物而不做它的奴仆。 当那些刺激或者恐吓我们的东西被驱离后,永恒的宁静和自由会随之而来。因为在享乐和痛苦遭到蔑视之后,取代那些渺小脆弱并且因那些可耻行径而有害的事物的,是巨大的喜悦,稳定而平正,然后是灵魂的安宁、和谐以及不乏温和的崇高;因为所有野蛮都源自软弱。 如果我说“最高的善好是轻视无常之事且以德性为乐的灵魂”,或者说“它是不可战胜的灵魂之力,对于事务富有经验,行事温厚,且伴有丰沛的仁爱和对与之交游之人的关怀”。我们也可以如此定义,称这样一种人是幸福的: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善好与败坏——除了善好和败坏的灵魂;他推崇道义,满足于德性,无常之事既不会将他抬高,也不能把他击碎;他不知道比他能够自给的善好更大的善好;对他而言真正的享乐将是对享乐的蔑视。 幸福生活是自由、正直、无畏、坚定、处于恐惧和欲望之外的灵魂;对它而言,唯一的善好便是道义,唯一的败坏便是丑恶,而其他的不过是既无损又无益于幸福生活的事物的琐碎集合,它们或来或往,却对最高的善好毫无增损。 不健全的人不是幸福的,而一个追求有害而非最好的事物的人不是健全的。 幸福的人是判断正确的人;幸福的人是无论当下境遇如何,都满足于自己的境况并与之友好相处的人;幸福的人是得到理性对他所有境况的认可的人。 2 一些事令人快乐却不正派,一些事则相反,极为正派但是艰难,要通过痛苦达成。 一些人是不幸的但并非缺乏享乐,相反,他们正是由于这享乐而不幸。倘若享乐已经将自身融入德性,这种事不会发生。事实上,德性经常缺乏享乐,也从不需要它。 为什么你们将不同乃至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德性是一种崇高的事物,卓越而尊贵,不可战胜,不知疲倦;享乐低下卑微,奴颜婢膝,虚弱无力,势必倾覆,以妓院酒肆为驻地和居所。德性,你将在神殿之中遇见它,或在广场上,在元老院里;你会发现它驻守在城墙外,沾满灰尘,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享乐,你会发现它时常在浴室、发汗室和那些见不得市政官的场所周围潜伏着,寻找阴暗之处,阴柔无力,浸着酒和油膏,肤色苍白,或是浓妆艳抹,涂抹着防腐的药剂。 本性处于变动之中的事物从不可靠——因此,那来去匆匆、刚发挥自身作用便迅速消亡的事物甚至不可能有任何实体,因为它趋向的正是自身终结之地,且在开始时就看向终点。 在善好的事物和败坏的事物之中均存在享乐,而且自身的耻辱带给卑劣者的快乐并不比卓越的行为带给正派人的少?正因为如此,古人训诫我们寻求最好的而非最快乐的生活,这样一来享乐就不是正直和善好的意愿的向导,而只是其同伴。因为我们必须以本性为向导,正是这本性,理性留心观察并向它咨询。 如果我们谨慎而勇敢地持守身体的天资和合于本性的禀赋,如同它们仅被赋予一日,转瞬即逝;如果我们不屈服于它们的奴役,并且外物不占有我们;如果受身体欢迎的以及来自外部的事物对于我们而言,处于援军和轻装士兵在军营中的位置——它们应当服从而非率领,这样才有益于心灵。 这样的人会是镇定而有条理的,并且在行事之中高尚而不乏和善。 我们的心灵应当做同样的事:当它跟随自己的感官并通过它们将自己延伸向外物之后,它应当是那些外物和自己的主人。 最高的善好就是灵魂的和谐一致,因为哪里有谐和统一哪里就一定有德性;恶习才和自己不一致。 “但是你,”他说,“培植德性也无非是因为希望从中获取某种享乐。”首先,即使德性会提供享乐,它也不因此就是为了享乐而被追求。因为它不是提供享乐,而是也提供享乐;它不是为享乐而辛劳,而是它的辛劳——尽管它追求的是其他事物——也附带收获了享乐。 就如同在为了种植作物而犁过的耕地中,一些花朵杂生其间。尽管它们赏心悦目,然而如此多的辛劳却不是为了这些花草而付出的——播种者自有其他目的,它们只是附带生长出来。同样,享乐不是德性的报酬也不是其原因,而是它的副产品,而且德性不是因为它取悦人而被赞成,而是如果它被赞成,它也取悦人。 最高的善好存在于最好的心灵的判断和习性本身之中,它一旦将自己的空间充满并以自己的界限将自身合围,最高的善好就已经达成,并且不再渴求更多,因为全体之外并无其他事物,它们并不比终点之后的路程多。 当你问我是为了什么而寻求德性的时候,你就错了,因为你在询问某种高于至高的事物。你问我在德性中寻找什么?它本身。因为它没有任何比自身更好的东西了,它本身就是自己的奖赏。这难道不够伟大吗?当我对你说“最高的善好是不可摧毁的灵魂的坚毅、远见、高尚、健康、自由、和谐以及美”时,你现在还要求这些品质所归向的某种更伟大的东西吗?你为什么跟我谈起享乐?我寻求的是人的善好而不是肚腹的善好,显然肚腹在牲畜和野兽那里更宽大。 然而谁不知道,正是那些最愚蠢的人最多地拥有你们所说的享乐,游手好闲的人充溢着快乐,而且灵魂自身推荐了种种扭曲的享乐方式?首先是妄自尊大,自命不凡,对他人的高傲不逊,对自己的境况盲目而短视的热爱,出于琐屑幼稚的原因的雀跃;此外是戏谑刻薄,以侮辱他人为乐的傲慢,怠惰灵魂的懒散和放荡。这灵魂流连于赏心乐事,因自己而昏昏欲睡。 你拥抱享乐,我限制它;你享受享乐,我利用它;你以它为最高的善好,我不以其为善好;为了它,你什么都做,我什么都不做。 但我们会看到,德性在那些如此侮蔑地对待它的人那里是否仍然是德性——它一旦撤离岗位,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名字了。同时,就当下讨论的问题而言,我要展示许多被享乐所占据的人,尽管命运向他们倾倒出它所有的馈赠,你还是必须承认他们是败坏的人。 任何走向德性的人,都给出了高贵天性的证明。追随享乐的人看起来孱弱、破碎,正在丧失男性气概,即将陷入耻辱—除非有人为他分辨享乐,以便他能知道,在它们之中哪些止于本性需求之内,哪些闷头向前冲、无休无止,而且越是被满足,就越难以满足。 来吧,让德性先行,每一步都将是安全的。过度享乐是有害的,但在德性中不需要害怕有任何过度,因为在它自身之中存在尺度;因自身的庞大而劳苦的事物不是善好。进一步说,对于禀有理性本性的生物,有什么事物比理性更适于被置于眼前呢?如果那种结合受到赞同,如果和这个随从走向幸福生活受到赞同,就让德性先行,让享乐跟随并且像影子一样围绕在身边。把德性这最为高贵的女主人当作侍女交给享乐,属于灵魂不能构想任何伟大事物的人。 那些将领导权交给了享乐的人在两方面都一无所有,因为他们失去了德性,而且不是他们拥有享乐,而是享乐拥有他们。 对于寻求败坏而非善好的人,得偿所愿是危险的。正如我们冒着辛劳和危险猎取野兽,而拥有那些被捕获的野兽也令人焦虑——它们时常将主人撕成碎片。 巨大的享乐也是如此:它们成为巨大的败坏,而且它们作为被捕获的对象却捕获了捕获者。 享乐越多、越大,那被民众称为快乐的人就越渺小,就是更多人的奴仆。 你不给德性一个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而是命令它站在不稳定的地方,然而有什么像对侥幸的期待以及肉体的和影响肉体的事物的多变一样不稳定?如果他因享乐和痛苦的芒刺而动摇,他怎么能服从神明并以善好的灵魂接受发生的任何事,而且不抱怨命运,成为一个对自身际遇怀抱善意的解读者?如果他倾向于享乐的话,他甚至不是祖国善好的保护者和守卫者,也不是朋友的捍卫者。 任何出于宇宙的构造法则而必须忍耐的事物,就让它被勇敢地承受吧。我们已经被推向这一誓言:忍受属于凡人的一切,不被我们无力避免的事物所搅扰。我们出生于君主国,服从神明即是自由。 3 “然后呢?为了幸福地生活,德性就足够了吗?”难道那完美神圣的德性不是足够的,甚至是超乎足够的吗?因为,一个置身于对一切事物的欲望之外的人还能缺乏什么呢?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集中于自身的人还会从外界需求什么呢?但正在向德性前行的人,尽管他已经行进了很远,由于他仍然挣扎在凡人的诸事中,还是需要命运的些许垂青,直到他解开那绳结和尘世的所有锁链。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其他人被约束、被绑缚,乃至被撕扯,但这向着高处行进并把自己提升得更高的人拖着一条宽松的锁链,他还不自由,但已经几乎是自由的了。 我不是一位智者,而且,为了滋养你的恶意,也不会成为一位智者。因此,请不要要求我与至善之人等同,而是要求我比败坏之人好一点。每天从我的恶习中去除一些,并且检讨我的错误,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还没有获得健康,甚至也不会获得,我为我的痛风调配的是缓解而不是根治的药,如果它发作的次数少一些并且不那么刺痛,我就满意了。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跛足的人啊,我无异于赛跑选手。我说这些并非代表我自己——因为我深陷于各种恶习之中——而是代表那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 你说:“你说一套做一套。”这,最恶意的以及对最好的人最敌视的人们哪,是责备柏拉图的话,是责备伊壁鸠鲁的话,也是责备芝诺的话,因为他们所有人说的都不是自己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而是所有人以及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我谈论的是德性而非我自己,而且,当我声讨恶习的时候,我首先声讨我自己的恶习——一旦我有能力,我就会过应该过的生活。 你们评论一个人的生,另一个人的死,并且朝着因某些非凡的可赞之举而伟大的人物的名字狂吠,就像小狗冲着走近的陌生人狂吠一样。因为无人被视为好人于你们有利,仿佛他人的德性是对你们缺点的指责一样。你们心怀嫉妒,把他人的光辉业绩和你们的卑鄙相比较,而你们不知道这大胆的举动会为你们带来多少损失。因为如果那些追随德性的人尚且贪婪放荡而野心勃勃,你们这些连德性之名都深以为恨的人又是什么? 你们否认有任何人践行了他所说的,或者按照他言谈中的榜样生活。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既然他们所说的是勇毅宏大之事,是要从人世的一切狂风骤雨中抽身?当他们努力把自己从十字架上卸下——你们每一个人却自己把自己的钉子钉上去——他们即使经历刑罚,也只是挂在一根刑柱上;但这些自己惩罚自己的人,却被与他们欲望一样多的十字架所撕裂。但是他们满口诽谤,在诬蔑他人一事上巧妙而优雅,我不会相信他们有空顾及此事——除非还有些人从示众架上向观众吐口水。 我不会吝啬地守护,也不会奢侈地挥霍我拥有的任何东西,我认为我拥有任何事物的程度都不会超过拥有被妥善施予的事物。我将不会根据数目、重量或者任何评价——除非是对于接受者的评价——来衡量恩惠,在我看来,配得上的人所收到的永远不算多。我做任何事都不会是为了名声,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良心,我将相信,我有意识地做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对我来说吃喝的目的将在于平息自然的需求,而不是填满或清空肠胃。对于朋友我将愉悦可亲,对于敌人我将温和平易,我将在被请求之前就接受请求,甚至会跑去欢迎正派的人的恳求。我将知道我的祖国即是世界,而它的主宰即是诸神,他们立于我之上,在我的周围,做我言行的审查者。当自然要索回我的灵魂或者理性要舍弃它时,我将离开这个世界,证明我热爱过良知和善好的追求,也没有妨害过任何人的自由,更不用说我自己的自由了。 位打算、希望、尝试去做这些事的人,将接近诸神;诚然,即使他没能到达,也是在伟大的挑战中失败的。 “为什么那人既热衷于哲学,却又作为如此一位富豪而活着呢?为什么他声称钱财应当被轻视却又占有,认为生命应当被轻视却又活着,认为健康应当被轻视,却又无比用心地保持它,希望它尽可能地好?为什么一方面他认为流放不过是空洞的名词,还说‘换换地方又有什么坏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会在祖国老去?而且,为什么他断定时日长短并无区别,然而如果没有什么阻止他的话,他会延长生命,且于年届高寿之时仍然愉悦地焕发青春?” 他说,那些事物应当被轻视,但并不是为了不拥有,而是为了不焦虑地拥有。他不把它们从自己身边赶走,但在它们离开之时无忧无虑地送别。诚然,命运把财富存放在何处会更加安全呢——除了放在那它将收回财富,而归还者毫无怨言的地方? 对于智者而言,用以展示他的灵魂的材料在财富中比在贫困中更加丰富,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因为在贫困之中,唯一一种德性就是不屈不挠、不被压垮;然而在财富之中,自制、慷慨、勤勉、条理和宽宏都有了广阔的空间。 财富属于更可取的事物。 “那么,”你说,“你为什么嘲笑我,既然财富在你那里和在我这里占据着同样的位置?”你想知道它占据着多么不同的位置吗?如果财富从我身边流走,它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它自己;如果它离开你的左右,你会瞠目结舌,感到自己失魂落魄。在我这儿,财富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在你那里,它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到头来,财富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财富的。 “怎么?”你说,“你赠予是为了收获回报吗?”相反,我是为了避免损失:赠予应当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它不必被索回,却能被反赠。恩惠应该像深埋的宝藏一样被安放,你不会将它从地里掘出,除非是确有必要。 你没有理由认为有不需辛劳的德性。实际上,某些德性需要鞭策,某些德性则需要缰绳。 “那么,如果我们都想占有财富,我,一个愚人,和你,一位智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有很多:因为财富在智者那里处于奴仆之地,而在愚人那里居于主人之位。智者不允许财富做任何事,而财富允许你们做所有事。你们,仿佛有人曾许诺你们永远拥有财富一样,习惯并依赖于它;而智者,正当他身处财富之中时,会比往常更多地考量贫困。 一位统帅从来不会如此相信和平以至于不为战争做准备——这战争即使尚未进行,却已经宣布。华美的居所使你们傲慢自大,仿佛它不可能焚毁或倒塌;财产使你们惊叹失神,仿佛它置身于一切危险之外,仿佛你们的财产比命运拥有的力量所能消耗的还要多。 你们游手好闲,享受财富却没有预见它的危险,就像野蛮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被包围而不认识攻城的器械,懒散地看着围城军队的辛劳,也不理解那远处搭建起来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自己的产业中萎靡不振,也不考量有多少不幸正在四周威胁着你们,眼看就要劫夺昂贵的战利品。然而,任何取走智者财富的人仍然将他所有的东西全部留在他的身边,因为他满足现状地活着,对未来无忧无虑。 你们还有空闲检查他人的过失,或者评判任何人吗?‘为什么这个哲学家住得如此宽敞?为什么那个晚餐吃得这么讲究?’你们全身布满烂疮,却还留心别人的粉刺?这就像是一个人嘲笑极美的身体上的黑痣或疣子,而他自己却被恶心的疥疮所蚕食。 责备柏拉图追求钱财吧,责备亚里士多德收受钱财吧,责备德谟克利特漠视钱财吧,责备伊壁鸠鲁耗费钱财吧!拿阿尔希比亚德和斐德若责难我本人吧,你们这些(……)一旦得以模仿我们的恶习便已然无比幸福的人! 人类事务并非处于如此境况——即使你们对自己的处境所知甚少——以至于你们还留有如此多的空闲,得以摇唇鼓舌来侮辱比你们更好的人。 你们对此一无所知,带着一脸同你们的命运不相称的表情,就像许多闲坐在竞技场或剧院之中的人,家中已经开始哭丧,只是噩耗尚未传报给他们。然而我从高处远眺,看见了这是怎样的风暴:它们或是威胁着你们,片刻之后便要撕裂它们的雨云;或是已经近在咫尺,正步步紧逼,要将你们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席卷一空。进一步说呢?难道现在不也正有一场旋风——虽然你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旋转着、席卷着你们逃避和希求同样事物的灵魂,它们一时被抬至天穹绝顶,一时被摔在无底深渊(……)?

2024-10-07 · 1 分钟 · 81 字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有一位身材瘦小纤弱、仪表清秀英俊的热血少年,找来一把剪刀,“喀嚓”一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成为全校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这位冒着要掉脑袋危险的少年不是别人,他就是周恩来。 教历史的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几十年后周恩来曾回忆道:“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他还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 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了人间的贫富之分,从此,他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求学南开 崭露才华 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书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周恩来生活虽然艰难困苦,可是他发奋读书的意志十分坚定。 周恩来深知到南开学习的机会得来不易,因此非常珍惜,读书极为刻苦用功,各门成绩一直名列班级或者年级前列。为此,他规定自己要做到5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他自从来到南开以后,每天起床钟一响,就立即起床、跑步、做操,保持着在沈阳东关学校时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周恩来的这篇《诚能动物论》被南开《校风》作为“代论”发表在第30期上。在周恩来所有的中学作文中,《诚能动物论》应该是写得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一篇。 周恩来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心算比一般同学的笔算还快。《校风》上曾记载道:他的笔算速赛是48名参赛中最优者之一,代数得满分。 周恩来刚入学时,英语基础比较差。他努力学习,刻苦攻读,每天早晨起床和中午下午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英文。他勤学苦练、手不释卷。进入第二学年,他的英文成绩大为改观,甚至能读一些英文原著。在《南开毕业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里这样记载:“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奋攻读,始同趋进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 “敬业乐群会”的组织章程严密,活动丰富多彩。该会下设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还有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后来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邀请中外名人来校演讲,在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周恩来认为,戏剧是唤醒和教育人民的最通俗的方式。他十分热心于新剧演出。 周恩来在南开的4年,可以说是全面成长的4年,也是才华初露的4年。通过勤学苦读,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他又决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相反,他有着广泛的兴趣,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经常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曾组建或参与过的全校性及班级范围的团体就有近10个。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言自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并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 周恩来不愿意贪图现成的财富和安逸,要靠自己的努力选择未来,这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所持的人生态度。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时代。在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安排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徐世昌亲自为他颁发毕业证书。周恩来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的金质奖章一枚。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书存根上,记载着他的毕业成绩总平均为89.72分。毕业前夕,周恩来受全班同学委托负责编写同学录,周恩来的小传是由同学常策欧撰写的,文中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东渡日本:在彷徨中看到了真理之光 周恩来一度陷入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他整天喝酒,以为酒可以浇愁。他又学着焚香诵读佛经,开始接受在日本流行的“无生主义”(“修得无生,便是涅槃”)。这是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可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崇高抱负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时他的思想虽处在波动之中,但他始终割舍不去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想到这些,他依然是一腔热血,豪情如虹。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与挣扎,他终于从迷惘中走了出来。1918年新年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是炼得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不久之后,他又在日记中阐述自己的人生见解,他认为,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挫折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暖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 周恩来一边学习日语,一边留心考察日本社会。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很快为自己定下了生活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也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 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5月10日那天,当中国驻日记者彭翼仲于8天前从轮船上蹈海赴国难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极度震惊,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上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贪生!” 1918年5月19日,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新中学会。对此,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成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对他影响显然是主要的,他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19年3月,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到东京,周恩来思考之后,决定重回南开学习,寻求革命的真理。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好友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在京都逗留期间,周恩来学习了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懂得了阶级斗争学说。他接受了这门科学,并决心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除了阅读书刊外,有时也外出走走,4次游览了京都名胜岚山,触景生情写下了《雨中岚山》(4月5日)、《雨后岚山》(4月5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5日)、《四次游圆山公园》(4月9日)4首诗。其中,《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白话诗反映出年轻的周恩来探索革命真理的艰辛,体现了他在各种学说中探寻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那种无限喜悦和振奋的心情。置身于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中,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又给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让他看到了真理之光。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周恩来于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户港登船回国。 投身于“五四”洪流 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在男会员中周恩来是5号,后化名“伍豪”。女会员中邓颖超是1号,后化名“逸豪”。 周恩来在为觉悟社起草的《觉悟的宣言》中,阐述了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人的生活。” 身陷囹圄 4月2日,周恩来、马千里、时子周等6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到了4日,全体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他们说:“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因迫害而病死。”并提出3项要求:一是释放单独扣押在拘留所的代表;二是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是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由警厅司法科受理,速开公审,按法律解决。面对全体代表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抗议,警厅不得不答应了代表们的这3项要求,并被迫将患病或未成年的各界联合会代表3人释放,绝食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狱中,周恩来向大家宣讲马克思主义。从当年的《检厅日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5月14日,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周恩来讲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等等。他还编写了记述狱中斗争实况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书。 在被羁押、失去自由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思考了许多问题,出狱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时,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会上,周恩来还分析了为什么他们每次请愿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他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涌现出来的爱国团体并不少。但是团体虽多,步调却不够统一。只有改造这些团体,使各个团体真正联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旧中国的目的。 异域的斗争 周恩来为什么将目的地选在欧洲呢?在他到达巴黎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1921年春天,经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周恩来入党后,因工作需要,他放弃了报考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机会,与天津4名勤工俭学学生转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城学习。本来,爱丁堡大学也同意免去入学考试,只考一门英文。他放弃报考的原因除因工作需要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考试时间定在9月,开学则在10月,还要等待半年之久;更令他头疼的是,英国的生活费用是全欧洲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的生活费用约200镑,折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生活费用稍为便宜,但每年仍需千元左右,是巴黎的两倍。巴黎虽然是世界名都,可谓花花世界,但生活费用相对伦敦而言低得多,每月只需中国货币40元,一年也不过500元左右。这对经济拮据的周恩来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去处。 从《少年》到《赤光》 经过1921年的“二八斗争”及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和占领里大的斗争,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首先,勤工俭学的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变革,即使个人奋斗的力量无穷,也只是以卵击石。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其次,勤工俭学学生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他们没有想到,号称自由、高唱人权的法兰西,竟然用武力镇压学生,竟然出现这种无耻、卑劣的举动。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是为追求光明而来的,却仍然被邪恶、强权所左右。光明在哪里?学生们相信,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颓丧,而是准备更加英勇、机智地进行斗争。 中法当局坚持敌视并驱逐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行为,很快催生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代表们就“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纲领、成立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协议。会后,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聂荣臻、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周恩来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成立统一组织作准备。这些“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在国共合作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再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二人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周恩来也十分喜欢邓小平,给予他很多的关心和爱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其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们的战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刊物印刷清晰。”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3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6月16日国共两党人士500多人,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发表重要演说,指明军校宗旨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上: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组织的要求。根据档案史料记载,1924年7月,人在巴黎的周恩来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张申府的推荐。张申府与周恩来在法国结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比张先到法国,两人在巴黎相逢,接触较多,经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主任为戴季陶),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也是当时在黄埔军校中担任的最高职务的中共党员。 周恩来到任之后,这位26岁的年轻人,很快就崭露出了令人瞩目的才华。他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周恩来一到任,就对政治部原有班子进行了整顿,增设组织机构,设置“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对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此外,军校政治部还建立了政治问答制度。上述制度的建立与规则、条例的制定,对于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并使其走向正规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演一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等。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 志同道合的伴侣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从这段话里,明显反映了她和周恩来之间真纯善美的恋爱关系。...

2023-11-27 · 1 分钟 · 107 字

《周恩来(开国领袖画传系列)》

点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第一部分 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有的同学说:“为个人前途而读书。”周恩来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决定到日本留学。靠同学、师友的帮助,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周恩来抓到五号,谐音为“伍豪”,这成了他后来常用的代号。 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考察了欧洲社会现实,比较了各种思潮,逐渐认定了共产主义。 1921年春,周恩来(左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夫妇及好友赵光宸(左一)在柏林万赛湖留影。 1921年春,经过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出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八互”原则。 第二部分 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对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说:“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开始时,军事指挥权依然掌握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手中,他们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筹莫展,造成战略撤退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其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强调红军失利的种种客观原因,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方向,得到了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毛泽东担任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根据今天中国战争长期性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各种区域的不同情况,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要机械的呆板规定,要有具体性与灵活性。 30日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接着又剖析抗战中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第一,联苏实现了,但是还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对苏联影响的扩大;第二,联共政策实行了,可是同时又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三,要群众,因为抗战需要群众,军队补充需要群众,粮食的供给需要群众,同时又统制民众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等等。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新四军的工作。1939年春,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立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解决新四军领导人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云岭,视察新四军。一到云岭,周恩来首先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不但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还找军部各部门座谈,听取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学习、军事训练、生活等情况。通过这种实地的观察和调研,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比原来只是通过电文往来所了解的,要清楚和具体得多了。 周恩来到新四军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改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陪同已到重庆的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他搞好同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又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于4月30日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首先系统地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接着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对此不加以区别的右的观点和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的“左”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领导权就是司令官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但也要防止在统一战线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右的错误是放弃领导权,“左”的错误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第三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登上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致宋庆龄信。 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座谈,解释道:“抗战胜利,为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和国民党和谈;和谈破裂,大打起来,我们还保留着代表团不撤退;即使在大打时也没有立刻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这次渡江前,江南人民觉得能不打、和平解决也好,我们又和国民党和谈,谈了近一个月,最后我们提出八条廿四款,各民主党派认为条件太宽大了,而反动派还不接受,我们就战斗过江。我们所走的路,使大家觉得有利。” 挽留张治中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日就前往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表示了恳切的挽留。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4月25日,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接代表,非但一个代表没有回去,张治中的夫人及家属九人也乘飞机来到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安排的。 第四部分 周恩来回忆中国的外交史说:“中国的反对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最后,周恩来说: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2月17日晚6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他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建国1周年庆祝大会上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朝鲜战争期间,耗费周恩来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聂荣臻回忆道:“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中国基础工业这么薄弱,去搞尖端,真是想入非非。 总理说,长工,我们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小点,第二步再扩大一点。一下子不要搞那么大。他说,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是要算账的,我们的外汇不多,一下子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照顾不了啦。你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的意见是减少三分之一。我国航空工业,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搞起来的。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一五”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为:(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地维持现状。对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对此秘而不宣。 1951年春,周恩来向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阐述了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之手上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54年3月,周恩来对准备接待英国工党访华团的北京干部嘱咐:英国客人来后,我们对“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同工商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以及如何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60年,周恩来结合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工作服务。 1963年,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对中共的港澳政策提出非难,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表明态度。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审定的重要文章《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文章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预言——“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我们相信你,你也相信我们。我们要制定一个协定,互相有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1960年1月25日周恩来接见班禅时的谈话。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两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1954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书面谈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它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1951年10月,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以为然。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19日,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根据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周恩来在上午会议上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在下午另作一个补充发言。在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在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台湾特务组织企图趁亚非会议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他们获悉周恩来将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后,策划了代号为“1号”的谋害计划。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在打扫卫生之际,将定时炸弹安放在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4月11日上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幸免于难。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片震惊。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一面安排调查事件的真相,一面依然如期前往参加会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议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周恩来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钱学森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次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他曾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和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历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1949年下半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所”的负责人,领导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他已被公认为是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参与研制美国的第一枚导弹,并获得美国陆军上校军衔。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抱着赤子之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决定回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50年7月,钱学森以探亲的名义向美国当局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由于他的身份特殊,美国政府拒绝让导弹专家回到共产党执政的红色中国。有人甚至说: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的威力都抵得上五个师!随后钱学森受到拘留,继而受到监视,时间长达5年之久。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深刻分析了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基于这一认识,提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论断。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等。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3-10-31 · 1 分钟 · 129 字

《新参者》

点评 美丽的误会是个温暖的故事。 1 不劳者不得食。 3 动机这东西,只要本人不说,就没人知道。 1 男人解决不了婆媳间的矛盾,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能做的就是倾听各自的说辞。只要默默听就行,一定不要反驳,不然只会火上浇油。听完就做出理解的表情,说她有道理,说得对,然后告诉她会找机会把她的想法转达给另一方。当然,千万不要真去转达。总有一天,她还会责问你,事情办得怎样了。到时你就要忍,让她们把矛头指向你。你能做的只有这些。 4 刑警一般不会让人看出自己的目的。 6 柳泽先生,女人是很复杂的。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好,实际可能正好相反。当然也有表里一致的情况。作为刑警,我觉得女性的心理最难琢磨。 3 没关系,好东西是不会消亡的。 5 三个表盘同时运转的原理很简单。一般钟表的机械装置安装在表盘后面,但这个钟却安在底端,靠发条运转的轴立在三角柱的中心位置,轴的运动通过齿轮传递到三个表盘。 三角钟的构造就像寺田父女一样,看似方向不同,却由一根轴连在一起。 3 那次怀孕是失算——这句话像刺一样扎进了弘毅的心。 5 这个嘛,果然是因为你。 1 三井女士搬到小传马町后,每天应该都过得很快乐。她完全沉浸在默默守望的愉悦中了。 每个人对事情的理解方式不一样。律师可能会说是自己巧妙周旋,才没有发生纠纷。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律师,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5 户纪子的信字里行间都充满对直弘的爱,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不成熟的人的安慰。 我从和户纪子的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男人要想让女人幸福,就得像牛马一样工作。但峰子的行动又告诉我,仅仅那样也不行。我真是蠢极了。 3 我是个新参者。 4 陀螺都有适合自己的陀螺线。您家的陀螺如果用这根线,应该能转得很好。 1 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长大的,很快便会忘记父母曾给予的保护。 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和年龄没有关系,需要父母的判断。这种判断对孩子的人生来说十分必要,而且只有父母能那么做。 根本就不是独立生活,只是换了保护人而已。 7 这个年轻人身上正散发出一种想拼命改变自己的气息。 8 我的确疼爱儿子,而且对这点很有自信。但疼爱和重视不一样。所谓重视,是考虑孩子的未来,不断为他做出最好的选择,我却没能那么做。我只是为自己有了一个可以倾注爱的对象而极其高兴。 当然,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不会永远那么可爱,有时还会闯祸。这种时候,父亲往往会选择逃避。工作一忙,他们更为自己找到一个体面的借口。我也一样。妻子跟我说起儿子时,我只嫌她啰唆,根本不想跟她一起解决问题。当妻子因此责怪我时,我总会说自己有工作。即便工作不忙,我也总把这句话当武器,将所有麻烦都推给妻子,甚至在听说儿子交了狐朋狗友时,我也并不在意。我乐观地认为,稍微活泼一点的男孩子总有一段时期会这样。实际上,我的乐观只是在自欺欺人。

2023-10-14 · 1 分钟 · 40 字

《宝贵的人生建议》

中文版独家40条人生建议 对一个东西最好的批评是做出新东西来替代它。 毫不犹豫地自我投资——花钱上课,学习新技能。这些不起眼的投资,能产生丰厚的回报。 1 对已经发生的事进行假设,是浪费时间。对未来进行假设,则大有裨益。 2 大多数争论其实跟争论本身毫无关系。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法通过争论来赢得争论。 成功最可靠的方法,是你自己定义成功。先射箭,然后在射中的地方,画一个靶心。 大量阅读历史,你就会明白过去发生过多少怪事;这样,对于未来的怪事,你将见怪不怪。 3 重要的事,通常不紧急,紧急的事,通常不重要。要完成重要的事,就不要操之过急。 4 你没喜欢每一个人的义务,你有厌恶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但对每个人,你都要给予基本的尊重,包括你厌恶的人。 单靠自己,你无法真正成为你自己。你无法单枪匹马地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人。这是一个悖论,如果你想变得独一无二,你需要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帮助。 每个成功,都有某种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成本。要追求成功,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付出成本。 快速地失败。频繁地失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你能不断地从失败中成长,失败就不是耻辱。 你能做的最利己的事,就是慷慨。 1 当你原谅别人时,对方可能没有察觉,但你会释怀。宽恕不是为了别人,宽恕是我们给自己的礼物。 如果你“做不了”某件事,那可能很尴尬。但如果你正在“学着做”某件事,那就是令人敬佩的。只需小小几步,你就能跨越“不能”和“学习”之间的界线。 不要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 一个很有价值的年度目标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一年之后你会惊叹,一年前你是多么无知。 2 痛苦总是不可避免的。是否为痛苦所折磨,则是人的选择。 运动 +多样化饮食=健康。 不要通过借债来购买价值不断贬损的东西。 了解自身的好方法是,认真地思考他人身上让你生气的地方。 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有这样的好处:能把标准定得很高。这样一来,即使你努力后没实现目标,你也会实现超出一般水平的成功。 学习的最好方法是,试着把你会的东西教给别人。 在谈判中获得对方同意的最佳途径是,要真正理解,同意对对方意味着什么。 伟大的秘诀:每年变得比去年好一点点,年复一年。 你可以选择今天不生气。 3 不要做最好的。做唯一的。 每个人都害羞。其他人在等你做自我介绍;他们在等你给他们发邮件;他们在等你约他们出去。不要犹豫,去做吧。 你越对别人感兴趣,别人就越觉得你有趣。要让自己变得有趣,就要先对别人感兴趣。 别人拒绝你时,不要觉得被冒犯。想想看,他们和你一样:诸事繁忙,心烦意乱。过段时间再尝试。第二次请求成功的概率,高得惊人。 准时代表着尊重。 作为领导者,要让别人知道你对他们的期望,这种期望可能超过他们对自身的期望。为他们提供一个能让他们进阶的声誉。 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去做就是。要想做到卓越,就要重复做,日复一日地做。要打造精品就要执着地做下去。 4 缩减任务清单的方法是问自己:“假如这件事没做成,将会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删除其他任务,只留下那些预防灾难发生的任务。 对自己犯的错误承担责任,是提升一个人境界的最好方式。如果你把事情搞砸了,就坦率承认。勇于承担责任,你会变得无比强大。 怨恨是一种诅咒,它不会影响对方,只会伤害自己。放下怨恨,就像它是毒药。 “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回答,即使是没有理由的“不”。 慷慨一些,再慷慨一些。没有人在临终时后悔给予太多。做墓地里最富有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危机袭来时,不要浪费。没有问题,就没有进步。 你绝不会真的想要出名。随便找一个名人的传记读一下,你就知道了。 伴随着请求而来的赞美,不是赞美。 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做什么。不在于你说什么,不在于你信什么,给谁投票,而在于,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 无论在什么年纪,你都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我还在做这件事?”对这个问题,你需要进行很好的回答。 最重要的事,就是始终把最重要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不为过去的自己感到难堪,你就可能还没有长大。 在内部争吵中,不要用“你”这个字。 不要让别人的紧急事项成为你的紧急事项。事实上,不要受制于任何急迫感。聚焦于重要的事情。急迫性是暴君。重要才是王道。不要被急迫感挟制! 5 当失败在你预料之中时,那就不是失败。 做没有人能看明白的事情,能带来最大的回报。如果有可能,就去做一些还没有名字的工作。 对除了爱情之外的所有事情,一开始都要制定退出策略。为结局做好准备。几乎所有事都易进难出。 不要试图让别人喜欢你,要让他们尊重你。 成熟的基础:那不是你的错,不代表那不是你的责任。 预测未来之所以难,在于你要忘记对未来的预期。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时间都在不断减少。你能用钱获得的最高杠杆,就是买别人的时间。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聘请员工,外包工作。 恐惧让人做蠢事,所以不要相信人们在恐惧中做出的任何事。 如果你不刻意寻求他人的认同,你就拥有无限力量。 你热爱从事的事应该完全适合你,但你的人生目标应该超越你。要为远远超越自我的事业而努力。 成功的秘诀:少做承诺,多做实事。 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获取利益。...

2023-10-08 · 1 分钟 · 207 字